虞云国｜曾巩《局事帖》二题

前贤时彦对曾巩《局事帖》多有考论，笔者不贤识小，仅对两个相关问题，结合文献，略说浅见；当然，限于史料，也仅是管窥而已，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曾巩《局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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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乡贤之旁证

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2著录云：“曾子固《局事多暇帖》，行楷书，印书纸背。”今据存本行款，过录标点如下：

局事多暇，

动履禔福。去远

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

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

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

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

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

府下，因以致谢

左右，庶竟万一，余冀

顺序珍重。前即

召擢，偶便专此

上问，不宣。 巩 再拜

运勾 奉议无党乡贤。 二十七日。谨启。

帖文过简，语焉不详，若干问题仍值得“疑义相与析”。

《局事帖》说及致书对象，仅有寥寥八字：“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即“转运司勾当公事”的简称，该人差遣实职，乃转运司属官。“奉议”即元丰改制新颁寄禄官“奉议郎”的简称，系受文者的阶官。“无党”应是受帖者的字，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里以为就是欧阳修弟子、为《新五代史》作注的徐无党。这一推断的失误在于，徐无党是婺州永康人，与南丰曾巩攀不上同乡关系。或说《局事帖》乃曾巩在两浙东路为官时所作，他以地方官身份可以称徐无党为乡贤。但这种曲为之辩仍难自圆其说。曾巩在两浙东路仅有熙宁二年（1069）通判越州与元丰二年（1079）出知明州的仕履，而《局事帖》中那位无党明白无误地结衔“奉议”官阶，这一寄禄官衔要到元丰三年九月以后才恢复使用。于此可以断言，这位无党，绝无可能是徐无党，而是别有其人。

这位无党应是曾巩同乡，故以“乡贤”相称；而按宋代称谓惯例，一般不以名直呼同辈，故无党应是其字。通过查索，王安石有《出城访无党因宿斋馆》诗，据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此诗写于其变法之前的治平三年（1066）。其最后说：“生涯零落归心懒，多谢殷勤杜宇啼”，民间将杜鹃啼声解作“不如归去”，故《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云：“观公末句已有不归临川之意”，可见这位“无党”与王安石同乡，故话及归乡事。与曾巩同属旧党的彭汝砺（1047—1095），在其《鄱阳集》卷10有《寄题晏无党少府》诗，宋代常以少府借称县尉，元丰改制后也指“判少府监”。这位晏无党少府与王安石出访、曾巩致书的对象很有可能是同一人。笔者推测，北宋仁宗朝宰相晏殊与王安石同为抚州临川人，这位无党也许即出自临川晏氏，故王安石与谈归乡问题。

查弘治《抚州府志》卷18《科第一》，嘉祐四年（1059）刘煇榜下有进士晏朋，注云：“（晏）殊从侄孙”，临川县人（清雍正《江西通志》卷49《选举》同）。中国古人称呼有名有字，一般说来，字是男子及冠之年才据名而取的。据《太平御览》卷362引《秦记》说：“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文献学研究指出，在据名取字的传统中，“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其原则“有的名与字是同义词”“有的名与字是反义词”（参见王力《古代文化常识》）。而“朋”与“无党”恰构成“名与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属于取字传统中的反义词原则，也即宋人所谓的“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质之偏而矫之者”（俞德邻《左近仁字说》）。类似的例证在南宋梁克家编纂的《淳熙三山志》卷29《人物类四》中也有“黄朋举，字无党”的记载，故可推断这位晏朋即字无党。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8元丰七年九月庚申条云：“转运司管勾文字、奉议郎晏朋，宣德郎王惟各罚铜十斤，坐不应副麟、府州赏功绢也。”这位晏朋罚铜时任转运司管勾文字，其差遣实职的简称与《局事帖》里无党乡贤出任的“运勾”正相契合，奉议郎的阶官也与《局事帖》里“奉议无党乡贤”如合符契。《局事帖》作于元丰三年，罚铜时在元丰七年，晏朋的差遣与阶官或在同一考课磨勘周期内，故未有变动。由此足以断定，这位罚铜的晏朋就是弘治《抚州府志》里那位晏殊的从侄孙、嘉祐四年的临川县进士；他与上文王安石出访的“无党”与彭汝砺寄题的“晏无党”都是同一人。曾巩虽是建昌军南丰人，但建昌军在唐代与五代前期都属抚州治下，直到元代，吴澄尽管籍贯是抚州崇仁，跋曾氏墨帖落款时仍敬书“乡后学”，故曾巩称临川人晏无党为乡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作帖月份之再考

2016年，尹光华先生著文《千年遗珍人间孤本：曾巩〈局事帖〉初考》（下称《局事帖初考》），其中多有胜义。他以《局事帖》已经以元丰改制的阶官衔称无党，坐实其只能形成在元丰三年（1080）九月十六日颁行元丰官制后，极具说服力。但进而认为：

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李震在《曾巩年谱》修订版中即采此说。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或许未能言必。之所以有此异议，关键在于对以下帖文的不同解读。先列《局事帖初考》理解的引文：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笔者则将这段文字点读如下：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

也就是说，《局事帖初考》以为“前即召擢”的是无党，我却认为是曾巩。

曾巩自熙宁二年（1069）与王安石政见有异，便自请外放，其后十二年间历知六州，转徙南北。熙宁十年（1077）起，曾巩以“母老多病，见居京师”为由，一再恳求朝廷“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曾巩集》卷16《福州上执政书》），却未能如愿，仅依次从福州易明州改亳州而已，连《宋史》本传都说当时舆论“颇谓偃蹇不偶”。不料元丰三年（1080），曾巩新接移知沧州的任命，比起亳州来，这将意味他离寓食东京的八旬老母更加遥远。百般无奈下，他在往赴沧州转道抵京前向皇帝上状，要求面见宋神宗。他一再强调自己“远违班列十有二年”“窃不自揆，愿奉德音”“伏望圣慈，许臣朝见”（卷34《授沧州乞朝见状》），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伏蒙圣恩，赐对延和殿”，恩准他留京任职，勾当三班院，结束了长达十二年颠簸外放的经历。《局事帖初考》推断《局事帖》作于九月二十七日，恰是曾巩等待德音前途未卜之时，揆之情理，作帖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倘将“余冀顺序珍重”属上读断，则可理解为：夏秋之交，我经过府上，乘此机会致谢左右，或略表感激之情于万一，其他希冀你逐次珍重。而“前即召擢”，若依《局事帖初考》则属上读，乃曾巩祝愿无党之词。但皇帝召擢有程序与资格的限制，这种空口祈祝反显得有违情理。相反，“前即召擢”若作下读，则是曾巩在前途明朗后通报无党之语：我前不久已受皇帝召擢，让我留京，偶有方便，专作此帖奉告。倘按此理解，《局事帖》应作于十月二十六日赐对延和殿之后，而少有可能作于去留未定忐忑等候的九月二十七日。

在赐对延和殿不久，曾巩再上状要求登对，此即《曾巩集》卷34《乞登对状》所云“伏望特垂圣慈，许臣上殿傅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称前日之圣问”。中华书局本在此状下据《南丰曾先生文粹》有校记云：“元丰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即二十四日），即载有曾巩登对的详细内容（其内容包括《曾巩集》卷30《请令州县特举士劄子》《议经费劄子》与卷31《再议经费劄子》）。也就是说，曾巩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还要赶写以上状劄，而《局事帖》又未向无党提及登对事，故有理由推断：《局事帖》作于延和殿赐对次日，即十月二十七日，曾巩就迫不及待将赐对召擢奉告对方，并诚挚表达由衷的谢意。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