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定是朱元璋的军队在统一南方,征战福建和广东时遇到的地方军阀。他作为元朝的汉人将领,在讨伐元末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逐渐成为威震八闽的军阀。其占领的地盘包含福建全省,和部分广东地区,是南方的主要军阀力量之一。由于自始至终,陈友定都打着元朝的大旗,担任元朝在福建的官职,因此被历史上认为是元朝在福建最后的忠臣,与柏帖木儿、迭里迷失并称为"闽三忠"。可是我们阅读各种史料中对陈友定所作所为的记载,却发现他很难称得上是元朝的忠臣,更像是第二个朱元璋。
元末农民战争中,各路农民起义军打起反元的大旗,将这场推翻元朝的战争席卷到了全国。各路义军的势力在战争中不断强大,他们的领头人也逐渐成为占领广大底盘的军阀,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刘福通、徐寿辉等为代表的一批军阀,逐渐走上了自立为王和征战天下的道路。这些军阀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汉人,都不满元朝的统治,因此也让元末农民战争带上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味道。然而陈友定与这些军阀不同,他虽然是起于这场战争中,却是站在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是元朝在福建方面的重要将领。
实际上元末农民起义军中,带着元朝将领和官职属性的都不少,尤其是张士诚和朱元璋这样同时给起义军和元军干活的不在少数。他们根据不同的战争形势,选择不同的军事立场,使得自己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得到更多的利益。这种状况是由于江淮地区复杂的战争形势决定的,而闽南福建却并非如此。
闽南福建地区的反元形势并没有江淮和江南严峻,斗争方式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张士诚、方国珍和陈友谅,在浙江和江西两个方面对福建发起进攻。陈友定带领自己的军队多次击退上述军阀的南下军队,积战功升为元朝在福建方面的重要将领和官员。
陈友定在农民战争中的立场比较单纯,一直都作为元朝将领抵抗农民起义军南下的军队,这被认为是他忠于元朝的主要原因。而且他与反复降元和叛元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不同,陈友定坚持向缺粮的元大都缴纳福建方面的漕粮和税赋,通过海运的方式绕过张士诚和方国珍的地盘北上,为北方元军的后勤补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元顺帝在这方面多次嘉奖陈友定,这在南方汉人将领中是极为少见的。他的这些做法都成为被认为是元朝忠臣的证据,甚至有人称其为元朝最后一个汉人忠臣。
可是我们从陈友定在福建内部的行为来看,却难以称得上忠臣。陈友定在福建元军内部还是相当跋扈的,向来独断专行,一言不合就杀人泄愤,很难称得上忠臣。比如漳州守将罗良对陈友定就很不满,曾经写信控告说"郡县是国家的土地,官吏是君主的臣仆,而郡县仓廪则是朝廷的外地仓库。而足下将郡县当作自己的家,将属下当作奴仆驱使,将官府仓廪当作私家仓库,名为报国,实有逞威天下、专横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想做郭子仪呢,还是曹孟德呢?"陈友定面对这样的指责恼羞成怒,直接派兵攻打罗良,将其诛杀。
陈有定的这种做法很显然不是什么忠臣的风格,与农民起义军中的各路军阀没什么区别。他谁在在福建打着元朝的旗帜,可杀死大批反对自己的元朝官员,如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崇安令孔楷、建阳人詹翰等等,行动上已经背叛的元朝。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从行动上看,陈友定就是怀着巨大野心的福建军阀,而不是福建元军将领。这种行动上表现出来的叛逆,显然不是一面元朝大旗,加上每年十几万石的漕粮税银可以遮掩过去的。其实福建该上缴的漕粮和税银远不止那点,陈友定这么做目的是向元朝买官而已。
朱元璋在起兵初期打下滁洲城站稳脚跟后,谋士朱升给他出了个攻略天下的策略,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朱元璋靠着这个方略,在农民起义军和元朝军队之间左右逢源,不断谋取渔翁之利,最终猥琐发育成为江淮的最强军阀,为后来征战天下奠定了基础。
同理,陈友定在福建所作的一切也遵循这个原则,也是在搞猥琐发育,目的也与朱元璋相同。只不过福建地方狭小,钱粮等经济产出远不如江南,人口资源也较为薄弱,不是良好的战略根据地。再加上福建不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又没有红巾军作为大靠山,陈友定的发展远比朱元璋缓慢得多。
当朱元璋的军队携着平灭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气势南下福建时,陈友定也才刚平定福建不久,在广东东部占领了部分地区。而元末明初的福建两广并非后世的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相比于江南、荆湖和四川,在钱粮方面都有些薄弱。因此立足于闽南的陈友定想要与统治江南和荆湖的朱元璋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只能以败亡收场。只是陈友定死前根本没机会称王,或者投降朱元璋,所以留下了所谓元朝忠臣的名声。而实际上这个名声只是个军阀的遮羞布而已,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