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是天京内乱、自相残杀引起了天国将士的信仰危机,诸王争权,滥杀无辜,使靠宗教信仰凝聚在一起的天国内部面临人心丧失、分崩离析的颓局。
曾经激励天国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也随着高层争权夺利、同室操戈而受到极大的动摇。洪秀全煞费苦心塑造的天父皇上帝这一不伦不类的西洋镜被打破戳穿,拜上帝教理论也随之一同破产。天国内部有不少人对未来彻底失去了信心,逃亡、哗变、叛降屡屡上演,难以禁绝,彼时军中流行一首民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袱回家转,还是当长工”。
石达开身为太平天国最早的“五王”之一,还算深明大义,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这位天国内部仅有的一位卓越军事家、政治家深受天国将士的爱戴和敬重。《太平天国史纲》记载,石达开率大军从安庆回到天京后,全城欢声雷动,大家尊称他为“义王”,都把重振天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位足智多谋、义气深重的天国老臣身上(其实他才30岁左右)。
石达开果然很有能力。他在短时期内就以自己的实绩回报了天京军民的热切期望。他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短短半年间,天国军民人心渐趋稳定,精神振奋,逐步走出了动乱的阴霾。太平军在他的运筹帷幄与正确指挥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仅收复了许多失地,而且向西逼近了九省通衢的战略重镇武汉。
然而,杨秀清阴谋篡权给天王洪秀全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令他刻骨铭心,很难淡忘。想起杨秀清假借天父、天兄下凡蛊惑天国将士以及对自己的任意凌辱,想起那一幕幕不堪回首、惨绝人寰的杀戮悲剧,洪秀全心有余悸、寝食难安。
随着石达开屡立赫赫战功、加上他在稳定“天京之变”后日益离散的人心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威望、功绩、权力日益提高,许多人只知有翼王而不知有天王,洪很害怕石会成为第二个杨秀清,这事成了压在天王内心深处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洪秀全表面对石达开器重有加,但他内心考虑最多的问题却是如何削弱或遏制石达开的权力与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他表面倚重石达开,背地里却给他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封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用他俩来牵制、掣肘石达开。
安、福二王本是乡间老农,大字不识一个,都是无德无能的庸常之辈,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治国安邦的才能。这两个既蠢又贪的人唯一能做的只是秉承天王旨意,处处刁难、排挤翼王,后来竟不许他过问军队之事,还禁止他离开天京。石达开不仅被削夺了兵权,还被变相软禁,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天国文武对洪秀全的龌龊决定十分不满,对昏聩庸碌的安、福二王更是鄙视异常。当二王在集会时口沫横飞地谈论国事军务时,大家往往一哄而散;而翼王谈论政务时,听者无不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人心所向,不言自明。
遭到众人冷遇的安、福二王对深孚众望的石达开更加妒忌 ,压制、排挤、泼脏水、甚至明目张胆地打击接踵而至,甚至渐生除之而后快之意。
本无私心的石达开与洪氏兄弟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如果双方都不退让,第二次天京大动乱将难以避免。面对如此凶险的环境,石达开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难题。摆在他面前的抉择不多,不外乎只有几条路:委曲求全,韬光养晦,用自己忠贞不二消除天王的疑虑;黄袍加身,取彼而代之,将太平天国变成石家天下;解甲归田,回广西贵县老家,或隐姓埋名找一处安宁静谧之处躬耕陇亩,从此不问政事;离开天京,率领一些愿意追随自己的将士去远方征战。
石达开举棋不定,心乱如麻。他本想倾力辅佐天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重振摇摇欲坠的天朝,不想反遭天王忌惮,安、福倾轧,今已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了。思虑再三,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出走天京之路,这虽是无奈之举,但至少可以避免与洪家兄弟相争以及刀兵相向、大打出手的唯一可行途径。
咸丰七年(1857年)5月下旬,在天京主持军政已半年的翼王石达开,寻机悄悄离开了天京。十几天后他来到安庆。石达开沿途散发了自己即将率军远征的布告,表达了他誓死灭妖复兴华夏,以及效忠天国,最终实现统一天下的决心。布告内容简洁直白,朴实感人,极具号召力,许多太平军将士读后被感动,自愿追随他出征的人愈聚愈多。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阵营单独作战时到底带走了多少将士?有文献记载是6、7万,还有说20万的,甚至还有40万之说。不论他带走了多少人,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随他一起出征的都是些身经百战的精兵强将,是太平军中最精锐的虎贲。这对于风雨飘摇的太平天国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事。李秀成被俘后在那份著名的自供状中列举了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天朝十误”,他把石达开“将阖朝文武将兵带去”搞分裂,列为使天国灭亡的最重大的失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天京,之后四处流动作战,屡屡受挫,最终西走四川,踏上了一条凶险莫测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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