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显赫的恭亲王奕訢为何慢慢沉寂了，他为何成不了多尔衮？
辛酉政变后，慈禧逐渐抓住清廷的最高权力，通过一系列举措，先是处死了曾经帮助其实施辛酉政变的政治盟友胜保，随着慈禧手中权力的不断稳固，她和先前的政治盟友开始产生矛盾。其实自慈禧和奕在热河达成政治密约后，双方一直都尽量遵守着当时的承诺，也就是慈禧和慈安一方掌握垂帘听政的决定权，奕一方则以议政王的名义领衔军机处，几乎成了大清辅政的宰相。如果慈禧不是对权势要求特别强烈的女人，奕应该能滋润挺长时间，但悲哀的是，奕结盟的政治盟友慈禧恰恰是一个女强人。
其实，奕和两宫太后矛盾的端倪早在奕受封议政王时就有显现了，在封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的第二天，两宫太后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将“亲理大政”“万机日理”，要求臣工在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都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这些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确定了两宫与奕訢之间的权力界限，即：“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在这种氛围下，很多大臣都逐渐认清了方向，但他们对位高权重的议政王奕也丝毫不敢怠慢，于是很多大臣一面奉承两宫太后，一面又趋附奕，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都惟奕马首是瞻。这种情况引起了慈禧的关注，但她一开始并没有采取什么动作，而是在暗中寻机继续对奕訢的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此时奕和慈禧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对称的关系，精明的慈禧琢磨透了奕，而奕却没有琢磨透慈禧的最终目的。在奕訢看来，咸丰帝和八大臣死后，北京已成为他的天下，是他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而且他还始终自持自己是辛酉政变的最大功臣，所以他就理所应当执掌大权。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清廷中央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慈禧要权的上谕频发，另一方面议政王奕则我行我素，能抓在手中的权力绝不轻易放下。由此可见，此时奕的政治头脑并不清醒，他忘了“飞鸟尽良弓藏”的铁律。
其实，奕还有最大一点失误，就是他没有看透慈禧，而是小看了她的心机。在奕和两宫太后议政时，奕还偶有失礼托大的表现，引得慈禧不满。比如，一般在两宫和奕每次议政时，慈禧都会命太监“给六爷茶”，开始奕訢还心存感激，时间一久，奕就觉的心安理得了。有一天，慈禧偶然忘了叫太监给奕递茶，偏偏奕那天说的话多，有些口干舌燥，竟不自觉顺手端起御案上的茶杯就要喝，可又猛然察觉不对，赶紧放下，此举他倒没感觉有何不妥，但慈禧却记在心里了。还有议政时，奕会故意装着没听清慈禧的话，而叫她再说一遍，甚至还出现过，奕故意高声回答慈禧问题的情况，搞得慈禧丢面子。
随着一些事情的积少成多，慈禧开始对奕訢的行为越来越不满，而奕却不自觉，甚至有时还会因为一些事和慈禧发展到当面反驳或争吵的地步。有一次，慈禧责备奕訢尽用汉人，“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訢也不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我皇子身份！”边说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气得慈禧大呼恭王要打她，还是太监将奕訢劝出。奕訢这样公开与慈禧争吵，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让慈禧很气愤。当然这些还是表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慈禧重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也与奕建立了密切联系，使慈禧感到了威胁。所以她决定主动出击，寻机压制奕。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3月30日），善于投机的翰林院任编修蔡寿祺上奏疏参劾奕訢，指斥奕訢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慈禧见了这份奏折喜出望外，她和慈安决定单独召见奕訢先对其敲山震虎，但没想到奕对此却满不在乎，慈禧很生气命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共同议处奕的罪责，可这些人哪敢轻易给议政王定罪，最后他们经过和蔡寿祺对质，得出“蔡寿祺所参之事多是捕风捉影”的结论。慈禧对这结果自然不满意，于是便亲自起草了革去奕职务的谕旨。结果却因众多朝臣支持奕，另外洋人也有干涉之意，只得仍留奕在军机处行走，却褫夺了他的议政王头衔，使其权力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