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争之宋（七章）丁谓帮助刘娥将寇准流放，为何事后首先被驱逐？
天禧党争是宋真宗晚年的重要政治事件，引发了政治风波，造成了朝廷的动荡，对当时社会影响也非常重大。天禧党争以宋真宗皇后刘娥的胜利而结束，她先在丁谓的帮助下将北党领袖寇准罢相，然后又流放出京，最远达到了雷州半岛。于是朝中北党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李迪等北党人物也陆续被丁谓等人清扫出汴梁，使得刘娥在南党的协助下掌握朝中大权，形成双方联合垄断朝政的格局。然而在党争之后丁谓与其党羽并未得意多久，很快便受到刘娥清算，丁谓也获罪被流放出京，下场与寇准无异。
毫无疑问，丁谓时刘娥在对付寇准时最大的帮手，没有之一。寇准当宰相时多次针对刘娥发难，在周怀政谋划的政变中有着很深的参与度，甚至被认为是主谋人物。虽说寇准等人的第一目标永远是以丁谓和王钦若为首的南党集团，但刘娥却是他们的第二目标，而且时刻都在谋划废后的阴谋。如果没有丁谓的通风报信，刘娥很可能在政变中被废后，也就没有了后来垂帘听政的机会。可以说在与寇准的斗争中，刘娥时最大的受益者，而丁谓也因为支持刘娥才得到上位的机会，两人的政治利益在某些程度上是一致的。
按照常理而言，斗争胜利后瓜分胜利果实，丁谓作为刘娥最大的帮手，必然将获得很重的分成比重。事实上丁谓在党争刚结束后的确大权独揽，成为了政事堂首相，并将政事堂打造成了南党的一言堂，李迪等北党官员先后被赶出了中枢机构。在宋真宗去世和宋仁宗即位的皇权更迭中，丁谓也完全站在了刘娥的一方，为刘娥垂帘听政提供了最大的支持。比如在起草宋真宗遗诏时，他因一个"权"字与王曾发生争执，目的只是扩大刘娥垂帘听政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权限。虽然最终没有争取到，但足以证明丁谓对刘娥强烈支持的态度。
因此对于刘娥如此快速的拿下丁谓，当时的朝中大臣也是感到非常震惊。从寇准落马到宋真宗去世，再到丁谓获罪，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如此高频率的进行权力更迭，给宋朝带来的政治动荡是可想而知的。而丁谓作为刘娥除掉寇准的大功臣，在首相的位置上也只呆了不到半年，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后人分析其中的原因，说法有很多。一部分人认为刘娥是在搞"兔死狗烹"，她除去寇准后认为丁谓没有利用价值，所以除掉设计丁谓。另一种者认为丁谓让南党独断朝政，威胁到了刘娥的地位，所以被罢官流放。
这两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对当时历史的认知还是比较肤浅的。丁谓虽然将政事堂的北党官员一扫而空，形成南党独大的局面，但要说完全垄断朝政还有些夸张。至少在六部，翰林院、台谏系统、枢密院等部门，北党根深蒂固的势力。北党虽然失去了主导朝政的能力，但给南党添乱搞破坏还是可以的。比如北党的王曾便是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朝廷诏书。在起草宋真宗遗诏时便敢跟丁谓硬抗，丁谓一时拿他也没有办法。因此说丁谓威胁到刘娥的地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丁谓想让南党完全压制北党，还需要花不少的功夫。
而从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说刘娥"兔死狗烹"也不成立。兔死狗烹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甩锅给狗，洗清自己的黑历史，另一种是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当时都不存在，完全是后人主观臆测的。
刘娥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她作为女人却掌握了朝政，打压了北党，被写历史的北党所污蔑和诽谤。而实际上刘娥即便把锅甩给丁谓，却也改变不了自己垂帘听政的事实，所以拿下丁谓是不可能自证清白的。而刘娥在宋真宗病重期间本身就代理国政，丁谓只是帮他除掉了最大的政敌寇准，而不是扩大她的权力，所以丁谓是否在位并不影响刘娥的权力大小。
实际上丁谓对于刘娥如此迅速的对他下手也是没有准备的，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后很快就被贬出京，流放崖州了。从丁谓被贬的罪名来看，是因为他传统太监雷允恭改动了宋真宗陵墓的设计，但按史书记载来看，似乎又是欲加之罪。给宋真宗修陵墓，雷允恭是山陵都监，丁谓是山陵使，两人是有着很大权力的。当时在开山挖穴的过程中发现原定设计穴位下面有水，所以司天监邢中和建议改动穴位。这个事情的处置过程看，丁谓和雷允恭都请示了刘娥的，刘娥当时也表示默认，很显然以擅自改动穴位降罪给丁谓是站不住脚的。
从处置丁谓和雷允恭的过程看，有大臣上书说两人蒙蔽禁中，独揽大权，这也成为处置丁谓的重要罪名之一。实际上从丁谓和雷允恭的关系来看，与寇准、周怀政类似。说两人有所勾结是可以的，但要说故意蒙蔽禁中和架空太后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了。雷允恭是负责内廷与外朝沟通的太监，是在周怀政政变被杀后接替的。上位的短短几个月内，他和丁谓还没有在朝中形成这样的势力。否则刘娥也不可能在承明殿召集大臣，降罪给丁谓和雷允恭。刘娥能在朝会上公开除掉丁谓，这已经说明了她没有被架空的事实。
除了这两项比较大的罪名外，剩下女道士什么的罪名更像是花边绯闻。因此刘娥处置丁谓和雷允恭是不太站的住脚的，她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的考虑，而丁谓和雷允恭真正存在违反朝廷法度的罪名。从她处置了丁谓后朝廷的格局变化看，她在处理政务和维持朝廷政治平稳方面与宋真宗截然不同的理念。
实际上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宋朝政治体系就沿袭了平衡政治的特点，将朝中的权力制衡作为稳定政治的主要手段。不论是宋太宗时期北党两派系的平衡，还是宋真宗在党争中维持的南北两党平衡，都是以制衡的方式维持政治平稳。在很多皇帝看来，只有朝中政治平衡，皇权才能够主导政局。
但从刘娥垂帘听政的十余年看，她明显不是走的制衡政治体系，而是乾纲独断的霸道手段。从她在宋真宗晚年接手宋朝国政开始，先后除去了寇准、丁谓、曹利用三大朋党，压制了赵元俨等反对的宗室势力，其权势堪称武则天第二。按照史书对她的评价"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甚至写出了"太后临朝，威震天下"的文字。由此可见她治国手段之犀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而能够有如此手段的皇帝，在男人之中都是凤毛麟角的。绝大多数明君能够把制衡之道在朝政中用好，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
宋朝的皇帝大多擅长制衡之道，宋仁宗便是最典型的。因此朝廷大臣对制衡之道的理解非常深刻，也成为朝中格局的潜规则之一。然而刘娥却出其不意的以犀利手段拿下寇准、丁谓和曹利用上当，这完全是不符合制衡之道的。这种霸道的手段更像是汉武帝、唐太宗这种乾纲独断的强势君主，而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帝王。因此从这个风格来看，刘娥选择快速除掉丁谓是早有预谋的，也是突破了宋朝政治底线的。她的这种操作既不是"兔死狗烹"，也不是"功高震主"，而是为了扶持年幼的宋仁宗赵祯。
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是典型的少年天子，朝中出现"主少国疑"的格局。赵祯没有能力处理国政，刘娥以"垂帘听政"的形式代理，这本来是传统套路。但自五代十国以来，欺负孤儿寡母成了政治风向标，也是改朝换代的最佳机遇期，所以赵祯的皇位是很危险的。刘娥之所以摒弃制衡之道，以强势手段扫清朝中障碍，震慑所有的野心家，就是不能让赵祯重蹈柴宗训的覆辙。当时柴荣便是将制衡之道的政治格局留给柴宗训，却让制衡双方的赵匡胤和副宰相王溥互相勾结，于是才有了改朝换代的陈桥兵变。
刘娥不可能对此没有防范，所以干脆采取强势的手段清洗朝廷，彻底剪除朝中威胁。因此我们看到除了丁谓被流放崖州，包括参知政事任中正在内的十多名官员都被连累获罪。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刘娥大无畏的勇气，和果断处置的政治魄力。在中国古代的女政治家中，除了武则天、萧燕燕，没有人还能够做出如此果决的决策。而正是刘娥的霸道手段，让朝中阴谋者不敢轻举妄动，让赵祯顺利的渡过了十年的皇帝观政期，顺利的掌握朝廷大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娥对宋朝的大功，不下于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