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奸臣，也是能吏，从几则故事看宋人笔记中的丁谓形象
丁谓，宋真宗、仁宗时期著名的大臣，在当时和后世都被视为“奸臣”。
北宋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文人士大夫留下了堪称海量的文人笔记，像丁谓这样的人自然是文人士大夫乐于载入笔记中的。
然而即便是在当时，也没有人否定他的才华与能力。
我们来看宋人笔下的丁谓。
欧阳修《归田录》的记载
真宗朝，岁岁尝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欧阳修《归田录》
宋真宗时期，每年都要举行赏花钓鱼活动，以示君臣同乐，期间大臣们要写应制诗。某一年，宋真宗与大臣们钓鱼时，“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这让宋真宗觉得很扫兴。见此情形，丁谓在应制诗中写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
宋真宗
读到此诗，宋真宗称赞不已，其他大臣也自愧不如。
这个故事出自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这个故事既可以反映丁谓的诗词才华，也可见其拍马屁的功力。
欧阳修
丁谓的文才即便过了数百年到了明代也令人敬佩，明末冯梦龙编撰的《智囊》记载了丁谓解诗谜的一个故事。
广州押衙崔庆成抵皇华驿，夜见美人，盖鬼也。掷书云：“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庆成不解，述于丁晋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马扑儿，瓜子也；御厨饭，官食也。乃‘独眠孤馆’四字。”
故事说有个叫崔庆成的衙役，夜宿一驿站，夜半时分来一个绝色美女，扔给他一张纸，写道：“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这是一个字谜，崔庆成左看右看不解其意。后来大臣丁谓听说后，解道：“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马扑儿，瓜子也；御厨饭，官食也，乃‘独眠孤馆’。”
这是女鬼向崔庆成暗示自己“独眠孤馆”。
冯梦龙将这个故事放在《智囊》的《捷智部》，也是对丁谓文才的认同。
文莹《玉壶清话》的记载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闲。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文。”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这个故事出自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笔记《玉壶清话》，记载的还是宋真宗和丁谓的故事。
宋真宗
宋真宗在大宴群臣之际，突然发问“唐代的酒价格是多少？”那么多大臣能人都不知道，“无能对者”，只有丁谓知道，答道“唐酒每升三十”。宋真宗问其原因，他答道是从杜甫的诗中得出的。
关于这个故事，很多宋人都在笔记中记载了。
如与司马光一同修撰《资治通鉴》的刘攽，在《中山诗话》也记载道：
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值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亦一时之善对。
刘攽认为丁谓的回答是“善对”，是臣子面对皇上提问时机智的表现，而不是杜诗真的记录了唐代的酒价。
然而不可否认，丁谓的头脑极为灵活，他能从一句唐诗得出唐代酒的价格，这绝不仅仅博闻强记那么简单，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
他为真宗修宫殿时的“一举三得”绝不是偶然的。
江休复《江邻幾杂志》的记载
丁晋公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询之，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骇我耳。”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也。
这个故事出自北宋江休复的《江邻幾杂志》。
真宗去世后，丁谓罢相被远贬至海南崖州。很多大臣，无论正直奸佞的，都担心他东山再起。一日丁谓正在下棋，“其子哭而入”，丁谓“询之”，儿子答道：“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他儿子听闻朝廷派太监渡海前来，感觉大事不妙。
丁谓听闻却笑道：“此王钦若使人来骇我耳。”
王钦若剧照
丁谓认为这是另一个奸臣王钦若怂恿皇帝派太监前来，是故意吓他的。
结果也如丁谓所料，太监前来时“传宣抚问也”。
面对贬谪，仕途渺茫，丁谓积极的心态也是很多大臣无法比拟的。不同于很多大臣被贬后的消沉抑郁致死，丁谓却是真正的耐挫者。
《江邻幾杂志》
他被贬崖州三年，雷州五年，道州四年，光州约三年，其“流落贬窜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人服其量”。
被贬十五年，“须鬓无斑白者”，他根本不愁，连头发都没有白，这份心态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魏泰《东轩笔录》的记载
王文正公曾在中书，得光州奏秘书监致仕丁谓卒。文正顾谓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数，不可测，其在海外，犹能用智而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这则记载出自北宋魏泰的《东轩笔录》。
这个故事可以接着上面的那个故事，北宋丁谓被贬海南后，除了心态好外，还无时不想着回来。
从崖州、到雷州、到道州，最后到光州，虽然仍是被贬在外，但无疑是离回朝更近一步。尤其最后宋仁宗将他迁往河南光州，发出了重新启用丁谓的信号，这更让朝中很多大臣感到不安。
好在丁谓最终病死在光州，没有活到回朝的那一刻。
当丁谓的死讯传到朝中，宰相王曾长舒一口气对同僚说：“斯人平生多智数，不可测，其在海外，犹能用智而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在王曾看来，丁谓是用“智”一步步从海外返回朝廷的，这份“智”让状元出身的王曾都感到畏惧。
由此可见丁谓的可怕。
宋代人对“奸臣”的标准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从《宋史奸臣传》中那些“奸臣”名单就能看出来。
那些人品不堪，阿谀奉承，工于心计等等都免不了“奸”的标签，尤其是在宋代，在党争恶化的时代，忠奸分明，正直的人士通常将站在自己对面的人统统打上“奸臣”的烙印。
丁谓曾经表示出对唐代李林甫的称赞，这在时人看来，也是丁谓“奸”的表现，和李林甫臭气相投。
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下，宋人往往高举道德旗号，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
那些从政政绩碌碌无为，甚至有过失的，但有“君子”之称的也足以留下好名声。
而那些从政有政绩，甚至是有显赫功绩，但人品有问题的，一旦被贴上“奸臣”标签，往往被一棍子打死，且更成为一段时期政局动荡的“替罪羊”。
或者说，他们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祭出的“替罪羊”、“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