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数风流人物
八、双面柳永
雍熙四年,宋朝北伐出师不利,大败于河北涿州,名将杨业战死沙场。前方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后方却是月白风清、歌舞升平。北宋初期虽然北方与辽国对峙,但因宋太宗重内虚外的施政,本朝的经济发展不错,而宋太宗附庸风雅,喜好诗赋,使得本朝文化事业也十分繁荣。
就在北伐出师不利的这一年,京东西路济州任城县柳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虽然没有彩云聚顶,天降祥瑞,但也给柳家带来了许多欢乐。柳家户主名叫柳宜,他为孩子取名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永,字耆卿,又因为排行第七,所以又称柳七。柳家是儒学官宦世家,三变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对柳家来说,考个进士似乎是囊中取物。然而,到了柳永,同样满腹经纶,考进士却百般坎坷,还引出一段上达天听,下行烟花柳巷的风流韵事,造就了一位最独特的词坛宗师。
柳永虽然生于济州,老家却在福建崇安。四岁的时候,柳永的父亲柳宜任职全州,按照宋代官制,不许携带家眷前往。柳宜曾仕南唐,为监察御史,降宋之后授沂州费县令。作为降臣,得谨慎行事,夹着尾巴做人,因此,他只好将妻子与儿子柳永带回老家,交给柳永的继祖母虞氏代养。家乡崇安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兴植荷花,素有荷乡之称,柳永家门前便是一片偌大的“白蕖之象”。柳永在家乡渡过了童年时代,这片钟灵毓秀的山水塑造了柳永洒脱飘逸的人生情怀。他在这里读书识字,很小就得到一个神童的称号。《建宁府志》中录的一首写崇安中峰寺的《题中峰寺》诗,就出自童年柳永之手,诗曰:
扳萝摄石路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僧向半天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童年时代应该是美好的,但是,柳永只待了五年,九岁的时候回到汴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崇安,飘逸的白荷只能留在他的思念中。
回到汴京,柳永的目标自然和柳家子弟一样要考取功名。年近弱冠的柳永风流倜傥,他一面攻读圣贤之书,一面流连青楼花坊,偎红倚翠,吟诗作文。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怀着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豪气,柳永参加了科举考试。柳永十分自信,他在《长寿乐》一词中写道:“定然魁甲登高第”。然而,事与愿违,柳永科考不利,名落孙山。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谁曾想一连考了几次,却连个进士的名分都没弄到。一时牢骚大盛,为了求一个心理平衡,便写了那首因传到皇帝耳朵里而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迷,当时柳永只是“白衣卿相”,他的词怎么会越过皇宫高墙上达天听?这大概就与当时的社会生态有关了。宋代的商业比较发达,酒肆驿站到处都是,《东京梦华录》云,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和酒肆形成相辅相成态势的,就是“平康”,亦称勾栏、青楼。这一习俗从唐代就开始了。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及第士人,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普通少爷公子去青楼也就罢了,中了状元、进士的人也去,就有点蹊跷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孟郊有首诗可作注解:“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些搏战科场的人平日里压抑太甚,适时放松一下身心也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偶尔也会换一身便装,悄悄溜出皇宫,钻进平康,享受平民的销魂,代表人物就是宋徽宗和李师师。
柳永虽然科场失意,欢场却十分得意,他的名气在汴京烟花界已经如日中天,每一首词出来便会在烟花巷陌传唱。在当时的社会生态下,街面上流行的俚词俗调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也就很自然了。
宋仁宗初年,柳永又一次参加科考,这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柳永科考终于过关了。在那个时候,进士是要皇帝御笔批准的,宋仁宗见到柳永的名字,想起了《鹤冲天》,便认定这是一个政治上不合格的文人,就提起御笔将柳永的名字从榜中抹去,还笑骂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
好不容易入围,却因词被黜,柳永的失落可想而知。想起众多红粉知己,柳永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柳永在此之前创作的词还有所矜持,“奉旨填词”之后干脆来个彻底的沉沦,什么胭脂,红妆,绣鞋,鸳帐,对饮,随手拈来,就是一首绝妙好词,甚至枕头、凉席、薰醉、云雨、交欢,都被赤裸裸地写进作品。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柳永的这种失意,其实是生命意志的无限欲求与这种欲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柳永的这种欲求是关于个性自由的朦胧意识和享受生命的执著追求。无论是因为封建伦理的顽固性还是柳永个性中的缺失,都注定了柳永被剔除、被摒弃的结局,柳永也只能迈入偎红倚翠、浅斟低唱、恣意狂荡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的另一面,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柳永的《玉蝴蝶》词中提及歌妓向他索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在柳永之前,中国没有专业词人,更没有人敢专门为妓女们创作歌词,柳永是第一个。从来没有被尊重过的艺伎们,突然遇到一个人,不但不嫌弃她们,还愿意为她们写歌,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呢?所以,当时的歌妓们要说:“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古代的文坛是没有稿费一说,作为一个文人,如果不做官,就没有经济来源。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文学商品化的萌芽。
但是,柳永故做洒脱的言词下却潜藏着对仕途的极大向往。柳永始终在生命的两个页面之间摆动,他一方面流连于烟花柳巷,另一方面始终没有忘记科场,奔波于漫长的科考征途。宋仁宗还算是一个爱才、惜才而又比较宽容的君主,尽管他当初的确表示过不喜欢柳词,但最后还是为柳永开启了一扇入仕之门。景佑元年(1034年)甲戌科,47岁时更名为“永”的柳永终于梦想成真,高中进士。
入仕后,柳永曾出任睦州掾官、定海盐官、屯田员外郎之类的小官,所经之地,不乏良好的政声。但良好的政声,似乎对他的前途起不到丝毫作用,仕途经年,久不升迁,柳永一直在散官闲职上徘徊,这应该与当初宋仁宗对他的评价有关。皇帝给了定评的人,即使特别欣赏柳永才华,也不敢推荐,谁会愚蠢到给自己贴上一张不讲政治的标签?宋代张舜民的《画墁录》说:“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就是证明。
不过,柳永虽然步入仕途,但又由于官低位微,不得不长期颠沛流离,不断宦游漂泊,这样的生活使柳永的诗词创作走向了另一面,就是展现他一生中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的羁旅行役词。从数量上来说,柳永所存的213首词中,羁旅行役词就有70首,占了三分之一。从词的质量上看,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词”,正是对他这类作品的高度评价。我们来看一下柳永羁旅行役词的代表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
这首词章法结构细密,融写景、抒情为一体,以铺叙见长。词中羁旅行役之苦闷、思乡怀人之意绪,展衍尽致。柳永用白描手法,再加通俗的语言,将愁苦的情怀、复杂的意绪表达得明白如话。宋代赵令畤在《侯鲭录》中引苏轼语:“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王国维更以此与苏轼《水调歌头》媲美,认为此二作皆“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由此可见它在词史上的地位。
柳永是较早把游子羁旅情怀纳入词中的人,他的这些羁旅行役词,大至国家兴衰的感叹,小至个人志在当世之抒写,浸透着浓厚的文人气质。他将悲秋写入词中,扩大了词境,加深了词的内涵。
这是柳永诗词创作中雅的一面,世人往往注意了柳永“轻浮猥媟,取誉筝琶”的艳词,忽视了柳永“足冠群流”的羁旅行役词,不能不说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