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评价宋朝的“士大夫”阶层？

北宋是自汉唐盛世之后的另一个盛世王朝。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可见宋朝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宋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得益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皇帝的治国理念。

北宋建国之初，为了防止国内形成军事割据势力而威胁中央政权，宋太祖采取了以文官治国的策略，与士大夫共同治天下。

在此治国的策略下，士大夫在北宋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的创造与传承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大夫承担了更多重要的社会责任。

一：士大夫的概念

士大夫是由“士”与“大夫”两个称号的合并演变而来。

什幺是“士”?士在《说文解字》中是：

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鉏里切。

对“事”的解释为：

职也。从史，之省声。鉏史切。

从《说文解字》中对士的解释可以看出，士是一种职位，善于办事，从众多事物中总结归纳出最根本道理的道理。

从《汉书·食货志》“学以居位曰士。”《后汉书·仲长统传》“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周书》“太子晋，胄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

以上对“士”的描述是读书有才智的男子，同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种职位。

“大夫”也是古代的一种官职的名称。西周以后的诸侯国中，国君下有卿、大夫十三级。

“大夫”世袭且有封地，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孤之过也，大夫何罪”。

后来大夫成为一般任官职者的称呼如：御史大夫、光禄大夫、大中大夫等。

“士”与“大夫”两个称号的合并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就有对士大夫的解释是“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从这里可以看出士与大夫这两个本来是不同阶级地位的贵族，已经合并使用，而且在职责上是担任官职的贵族官员。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打破贵族世袭的垄断，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有力渠道和工具。

庶人通过读书获取入朝为官的机会，士大夫的阶层从结构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通常指的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官员，他们是学者与官僚的结合体，因为治国的方针，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总的来说，士大夫形成于战国时代，其社会身份身份变化与政治角色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转换，到了宋朝士大夫的身份与政治角色才正真的定型。

士大夫具备了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需要熟读儒家经典，而且还要具备琴棋书画等高雅的才艺，同时还具有道德表率与教化的职责。

二：北宋士大夫的特点

士大夫无论在文学发展或政治改革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受到皇帝的重用，许多士大夫官至宰相。

也有士大夫因政治原因而遭贬，与其他士大夫政治理念不同，但是他们始终都怀有“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兼济天下的理想胸怀。

北宋士大夫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改革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们是北宋的综合性的人才。

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和晏殊等他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参与政治改革的政治家。

1、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儒家实现自我的价值过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真正的负起了无论“穷”或“达”都以“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为使命。

在朝为官无论是升还是贬，都心系国家百姓，“进退皆忧”“后忧后乐”的精神被广泛的士大夫所接受。

北宋理想型的士大夫代表当属范仲淹，其在晚年所写的《岳阳楼记》中：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完全体现出了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特点，完全超越了儒士对自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最具代表性的也当属范仲淹，其一生仕途几经沉浮。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出京，但是他仍然不忘为国家与百姓谋福祉，在邓州任职期间写下了“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在润州，范仲淹任职时写到“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

还有苏轼，终其一生“窃怀忧国爱之意，自小为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

他“常欲挺身而许国”“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直到晚年因与新党政见不合遭贬，宋徽宗上任时获大赦在回京途中病逝。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出身贫困，通过科举入朝为官进入士大夫阶层，辅佐皇帝。

而当时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士大夫虽然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他们追求的并不是以仕途、名利为最终目标。

他们不仅仅只是在官僚体系中，他们心系天下，就算仕途会遭受危机也并不能阻挡它们直言进谏。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兼济天下”可以说是北宋士大夫的最大的特点。

2、改革派

北宋的士大夫“心系天下”，为了解决社会的矛盾，他们大胆的提出改革。

在文学上以欧阳修为主，倡导古文运动。

在政治上，北宋经历两次变法，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

(1)文学改革

在北宋朝初年文坛上流行的是华而不实的骈偶体。

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写的《奏上时务书》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

欧阳修继承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积极推动古文运动，写作必须切于事实，提倡写作平实朴素。

欧阳修意在恢复儒家的道统学说，强调文以载道、文学必须经世致用，反对浮华文风，反对片面追求语言形式之美。

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知贡举，主持省试并利用此次机遇对科举考试的标准进行整顿。

在改革之前，考生中流行西昆体与太学体，考试的形式是先诗赋后策论，主要考察考生的诗赋能力为主，导致当时的读书人专注于写出优雅的诗赋，在写作上完全脱离于现实。

嘉祐四年，欧阳修再次主持科举考试，继续整顿文风。

经过多年的努力，西昆体与太学体最终销声匿迹。

改革后经义在科举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考生能更好地学以致用。

在欧阳修主持改革的科举应试中为朝廷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如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曾布、程颢、朱光庭等。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改革不仅是影响了北宋的文风，同时也对促进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实用而具有教化的功能的散文风的地位。

在北宋的古文运动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引导下将古文写作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

北宋的古文运动对后世的的影响深远，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延续到五四运动，直到白话文出现，才改变了文章的写作形式。

(2)政治改革

北宋士大夫除了在文学改革之外，也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

其中北宋年间就进行了两次变法，一次是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改革。

另一次是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领导的变法，从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也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宋太祖的重文抑武为治国方针，提高了文学士大夫的地位，但也存在许多贵族官员利用特权为自己的子孙谋职位。

到了北宋中期造成官僚队伍庞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积贫积弱，同时也面对着外患辽和西夏的威胁，整个北宋内忧外患，威胁到北宋政权的统治。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因为“新政”触及贵族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很快就失败了，但这次的变法也为之后变革埋下了伏笔。

庆历新政变革失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外患并未的到解决，在急迫改革呼声下，嘉佑三年王安石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当时并未得到宋仁宗的重视。

在熙宁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宜。

此次的变法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

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输法。

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

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

王安石变法持续到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

虽然北宋的两次变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变法的内容来看，这两次的改革都涉及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改革。

改革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宋朝，还波及后世直至当代。

从这两次的变革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是大夫对政治的参与、对国家的管理都有极大的参与，表现出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及对国家的存亡的博大胸怀。

3、综合性人才

北宋的士大夫是综合性人才，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就占六位，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澈、曾巩，他们不仅是杰出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在朝为官的官僚(政治家)。

在朝为官期间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改革，如范仲淹不仅是着名的政治家也是文学家、诗人和美术家等。

欧阳修是着名文、史学家和政治家，其开创了通经致用的治学风气。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政知事，曾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改革。

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斐然是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及推动者。

王安石是着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改革家，官至丞相。

宋仁宗嘉佑三年，王安石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

苏轼是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与父亲和兄弟并成三苏、在书法上的成就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宋四家，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政治家。在宋哲宗时期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司马光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黄庭坚着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诗歌的成就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上的成就为宋四家之一，作词上与秦观并称“秦黄”，官职曾任校书郎、检讨官和秘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