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谈话会的性质 庐山谈话会的起因

庐山谈话会是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谈话会虽然大张旗鼓，但并没有那么正式，它是松散的。庐山谈话会的起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推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和蒋介石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想。

庐山谈话会的性质

1937年5月23日，蒋介石由钱大钧、王世和等人陪同，抵达庐山牯岭，筹划本年度庐山暑期训练事宜。确定由“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发起，邀请全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大学教授、各党派领袖至庐山举行谈话会“彼此交换意见”、“讨论国家外交及国内政治、经济、教育诸问题。”所有谈话会人员分为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四个组，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各部要员也相应分至各组，听取意见，答复疑难。时间定于1937年7月15日至本年8月15日，共分三期举行。“谈话会性质，完全为彼此交换意见，及作感情上之联络，非一般会议式之集会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官方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松散性的讨论会。

庐山谈话会的起因

“庐山谈话会”的召开和蒋介石讲话的发表，是各相关因素积极作用下的产物。

首先，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中国人民日抗救亡运动此起彼伏，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高潮。1935年，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更将之推向一个新高度，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及各民主势力纷纷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地民众通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通电集会等种种形式，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国难的日益深重，也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地主实力派和失意要人纷纷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福建事变刚平息，1936年6月又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通电，要求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部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在各种场合屡屡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对外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以宋、孔、陈为首的亲英美派，为了自身利益，也要求蒋调整内外政策，结束妥协退让，准备抗战，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抗日呼声日高，亲日派日形孤立。至卢沟桥事变时，形势已逼迫蒋介石或者成为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或者成为投降卖国的千古罪人，绝无第三条道路好走。李宗仁先生对蒋介石当时的处境评论道“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余地只有两条路好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可以认为，是抗日救亡运动把蒋介石“逼”上了抗战的轨道。

其次，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推动的结果。为了推动国民党转向抗战轨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并为此作出了不断的让步和努力。早在长征途中，中共就发出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后，中共在积极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始终重视促进国民党转入抗战轨道。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主动放弃了“反蒋”的口号，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实行谈判，并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中共的诚意。此后，国共两党开始进行了多次的接触谈判。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毛泽东、朱德等9名中共领导人联名通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诚意表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对蒋介石而言，中共的努力既是一种推动他走上抗日道路的强大压力，同时也为他采取抗战政策撑了腰、壮了胆，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和蒋介石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蒋介石转向抗战轨道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人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对于日本的侵略，在经济、国防等方面也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确实使蒋介石无路再退。至此，对日公开抗战的时机成熟了。所以，“庐山谈话会”和蒋介石的“7.17”讲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冲动，而是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内外部条件的，在此就恕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