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发动二次革命呢？ 二次革命带来了不良影响？

二次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虽然如昙花一现般很快就失败了，孙中山为什么要发动二次革命呢，二次革命又带来哪些危害呢？

孙中山为什么要发动“二次革命”呢？

1913年3月20日夜晚，上海沪宁火车站。接到袁世凯邀请，准备启程北上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下，走到检票处。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处传出三声清脆的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在血泊中。

顿时车站上乱成一团。凶手趁乱挤进人群，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在被人急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后，宋教仁于两天后含恨去世，年仅31岁。这就是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是什么人？宋教仁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国初期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主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打算通过国会选举来组织责任内阁，箝制袁世凯的权力，把他置于虽有总统尊荣而无实际权力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套主张，宋教仁于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吸引了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如愿以偿地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并在1913年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宋教仁此次到北京，就是打算参照欧洲“内阁制”，以党魁身份组阁。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宋教仁之死，成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和平梦破

有朋友也许要问，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是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袁世凯？这几年孙中山又去了哪里？

原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授权袁世凯总理政务，并统兵镇压革命。袁世凯一面进行军事压迫，一面与革命党接触，要求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换取共和国总统职位。

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为了降低革命成本，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同意了。在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之后，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到临时参议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

之后，孙中山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1913年2月，他又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赴日本访问考察。在日本，他受到了“国宾”规格的隆重欢迎和接待。他在日本考察学校、工厂、铁路，与日本政治家和企业家恳谈，希望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发展。

2月23日，当孙中山正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听到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3声枪响，不但让孙中山悲愤不已，更让他打破了和平建设的梦想。原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孙中山迅速返回中国，在上海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讨论宋教仁案件的解决方法。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他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主张暗杀袁世凯。

孙中山既不赞成暗杀，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说，“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

由于分歧太大，此事暂时搁置。

这一年的4月26日，解决政府的国库空虚问题，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约。国民党人认为此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属于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6月，袁世凯宣布免除这三人的都督职务，并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在李烈钧的带动下，江苏黄兴、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就此爆发。

但“二次革命”不但在军事上根本就无法与袁世凯抗衡，在政治上也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很多地方的官员和商会都反对“二次革命”，甚至不少人指责“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与袁世凯争权夺利。就连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最力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保持了中立。这注定了“二次革命”夭折的命运。

7月起事，9月1日，袁世凯的北洋军就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随即把黄兴、陈其美等五人列为一等战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流亡之路。

“二次革命”开启政治厮杀的恶性互动

唐德刚认为，“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一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像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悠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

所以，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的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励，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