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触动众多人的利益加之进行过程中的急功近利遭到诟病
变法的背景：国家积弊需要改革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变法革新”总是在面临严重困难或危机的时候才会进行。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他面对的大宋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大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虽然经济高度发达，财政收入日增，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导致了三大危机：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军事体制腐朽战斗力低下；官员体系冗杂吏治败坏；
这三个危机也称为“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三冗问题致使大宋虽然富有四海，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国家必须变革了，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变法革新，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年间的财政、军事制度变革，和王安石罢相之后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的官制变革（也称为“元丰改制”）。那么变法为何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呢？
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丰收之后，再行归还。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100%到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只好卖田卖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但有了青苗法之后，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据《宋史》记载，“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宋真宗时期的524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228万顷，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
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使得赋税更公平。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损
市易法是用来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哄抬物价，并实现国家资本增值。但这使得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大部分被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改革严重影响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军事体制已经腐烂变质了，“吃空饷”导致的“冗兵”是大宋军事系统上的毒瘤。
《宋史》中记载原文如下：“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
从《宋史》的记载可以看到，北宋仁宗皇祐时期，禁军原本是马军四百人、步军五百人为一指挥，但长期没有战争，兵额还在而士兵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是马军一指挥仅数十人，而步军不满一二百人，剩下的都是空额，是武将集团用来吃空饷的，空饷的数目高得惊人。
到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常备军数量庞大，但因为“空饷”，军籍册上有其名而无其人，北宋禁军战斗力越发低下。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朝廷检查，出现了冒名顶替的假士兵。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已经是大宋军制中的毒瘤了，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军费开支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财政上已经是不堪重负。
王安石变法针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通过裁兵法整顿军队，通过变法，裁军练兵。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宋史》中记载：“七月，手诏：‘拣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以为大分，五十已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宋史》记载，王安石变法后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原先是六十岁）。按马军一营300人（原400人）、步军一营400人（原500人）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指挥不超过500人进行裁并，另外测试士兵能力，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这样杜绝了冒名顶替者、淘汰了老弱、挤出空额。
可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严重影响了武将集团的利益，武将集团赖以发家致富的“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被削减。
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的价值观有冲突
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也就是所谓“正人君子”。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讲究克己复礼，恢复上古时代的制度和利益，崇尚三代之治，视儒家以外的学说为洪水猛兽。
他们认为大宋当下的主要问题根据《宋史》记载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而解决方案就是“节流”——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王安石虽是编著《三经新义》的大儒，治国之策却是“易风俗，变法度”的法家思想，认为国家制度不能一成不变，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应当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善，提出的口号也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法家价值观。
与“节流”的主张不同，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开源”，他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思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库充足。
而司马光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多收税，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会使百姓穷困潦倒、盗贼并起。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应该节省开支。比如给官员减薪等等。
王安石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大臣们为国操劳，俸禄赏赐况且已经形成惯例不易更改。最关键的是这也省不下多少费用，又徒伤朝廷大体。所以国用财政不足，就应该通过理财来增加收入。
司马光马上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这导致了汉武帝末年民众不堪忍受、盗贼四起。
所以双方不仅仅是治国路线之争，更是价值取向之争。
法令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历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的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但由于反对声过于激烈，王安石就雷厉风行快速实施新法，这样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再加上反对的大臣太多，王安石可用的人才也少，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也混入新党之中。
这样导致许多新法还没完善就推出，在新法推进过程中，地方上的那些旧党官员不是去完善新法的体系，而是抓住新法的不足之处，拼命抨击新法的不足，要求废除新法。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明明发现新法的不足，但与旧党争斗而拼命掩盖，甚至为了新法的政绩而向百姓摊派。这又成为了旧党攻击的目标。
神宗是励精图治的皇帝，王安石也是锐意进取的名相，可偏偏遇上满朝的一大批反改革大臣，如果朝野都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新法，在新法实践中一步步地修正、完善，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持续到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法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来回折腾直至北宋灭亡，最后子孙也都作了亡国的臣民。
宋代有“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士大夫在宋代不仅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而且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每个士大夫成功之后就不仅仅代表自己。其背后家族、师生、盟友等关系盘根错节。
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侵犯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武将集团的核心利益。不仅如此，其“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带有明显法家思想的政治纲领，在以传统儒家价值观为原则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再加上新法本身还尚处于磨合期，不够完善，招致群体反对也不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