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均希望通过改革扭转颓势但路线不同
北宋开国以后，就处于一种“先天不良”的状态：对外，通过军事渠道拿辽国、西夏毫无办法，只能一方面花钱买平安、一方面豢养规模庞大的军队寻求心理安慰；对内，由于刻意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出现了大量需要国家出面供养的文人、官员，而且还呈现出滚雪球一般的姿态。
因此，经过短短几十年，北宋就出现了严重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即所谓的“三冗”，经济压力巨大，加上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许多优秀政治家都提出了改革图强的主张。
早在宋仁宗期间，范仲淹就以“参知政事”的身份，提出了革旧除弊的十条举措，涵盖了军事、经济、吏治、科举等方方面面，比较重要的建议包括恢复府兵制、改革科举、加强官员考核。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庆历新政”由此开展。
然而，即使旧制再不合理，但因牵涉到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任何试图对其进行改变的举动都会招致山呼海啸般的反对。因此，范仲淹在位不到一年、改革主张几乎还没有得到落实，就在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声中黯然离职。
但在随后的十多年间，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许多优秀政治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理论主张，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事书》、司马光的《论财利疏》、苏轼的《嘉祐制策》等。
而随着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即位，在他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下，另一位政治家开始了一场远比范仲淹深刻而全面的改革，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
宋神宗于治平四年（1067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在位，而王安石变法在熙宁二年（1069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期间开展，其核心诉求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国家运行的各个领域，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有定位于解决冗费问题、提高财政实力的，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等；解决冗兵问题、致力于强兵的，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而贡举法、三舍法等等则聚焦于缓解冗官问题。
由于王安石在入京任职之前，就以在地方的出色政绩名动天下，因此，当他被宋神宗委以重任指出，天下有识之士一度欢欣鼓舞，认为他必将做出一番事业、扭转国家的贫弱局面。
三不足
然而，也许是北宋的问题太过于严峻，或者由于王安石过于急切地想要建功立业，他推行变法的决心坚定、意志顽强，洋溢着一往无前热血与激情。面对那些类似当初范仲淹面临过的反对声，王安石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理论，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秉承这种思想，王安石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那些即使客观上具备合理性、只是因为视角不同的建议，也被他视为反对变法的顽固思想，被他予以严厉打击。甚至那些曾经的朋友、同仁，都被他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此，史书有一番总结：“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即，那些王安石曾经的支持者乃至好朋友，都遭到了他的打击。其中就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其中，司马光很具备代表性。
王安石、司马光曾经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都被宋神宗欣赏、尊重，可谓左膀右臂。但随着王安石主政，双方走向了对立面。
赵顼
熙宁元年（1068年），当时即位没多久的宋神宗召集大臣开会，与众人商议如何增加国库的收入。
对此，司马光提出的方案是“节流”，即裁汰浮费、减少皇亲大臣的赐赏等费用，以实现上行下效、带动全国兴起简朴之风的目的；但王安石旗帜鲜明地反对老友的这种思维，他的主张是“开源”，省钱不可能致富，只有善于赚钱、理财，才能实现国家富裕。
司马光不甘示弱，他认为王安石的理论纯属空谈、异想天开，两人随即围绕变法思路产生了争论。接下来，这种趋势进一步蔓延，发展为两派官员的大规模论战，甚至差点要动手。
自此之后，司马光、王安石关系恶化，乃至反目成仇。
但在实际上，他们都是力主改革的中坚力量，当初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提出的役法改革主张，其实跟王安石“免役法”一脉相承；同时，两人关于改革的方式意见相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彻底否决过往机制的模式，认为应当有的放矢、有所区分，那些好的政策应该保留，而诸如皇权高度集中、官员队伍管理失衡、三冗三费等毛病都应当被改革。
但是，王安石并不接受这种有“和稀泥”之嫌的意见，而随着双方矛盾的加剧，两人几乎完全撕破脸，当王安石收到宋神宗重用、全权负责变法的十多年间，司马光故意不问政事。
司马光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二人反目成仇，司马光也走向了极端，变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都予以痛斥。
客观来说，王安石变法为改变宋朝的困局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经济上，有效限制了官僚地主的兼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扭转了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局面；军事上，有效解决了冗兵问题，既节省了军费开支、又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科举改革，则培养了一大批务实的人才。
但王安石对不同意见的排斥，却也把太多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对，他逐渐陷入孤立，改革举步维艰。到了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崩、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则重新上台执政。心怀愤懑的他，一股脑地将过去十多年的变法政策全部废除，对其中积极有益的部分也一律抛弃，为了反对王安石而否定变法，可谓公报私仇、矫枉过正。
有意思的是，苏轼当初曾经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但经过对实践的判断，后来改为支持这一政策，扭头反对司马光将其推翻的举动。他甚至指责司马光：“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
但司马光也与当初的王安石一样，“光笑之。”对此置之不理。也许这就是“屠龙者终为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