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梁启超关于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
与很多同时代人相比，梁启超显然属于生命力特别长久而且旺盛的一位。这里说的不是他的实际岁数（梁启超1929年3月19日离去时，还没来得及过56周岁的生日），而是指他对后世的影响持久且强大。探究个中原因，我认为与梁启超作为启蒙学者的身份有密切的联系。世人对梁启超有很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的是士绅阶层还是青年学生，“开通民智”始终是他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但多数却是现代国民所应了解的常识。所以，他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海量文字（人大版《全集》所收字数为1500多万），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
讲到“启蒙”，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变革呼声，抵达并影响到下层社会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而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无疑更为准确、得体；并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些精英思想普及到大众、成为“国民常识”所带来的社会基础的变动。准此，梁启超关于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理应引起特别关注。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梁启超集中谈论“国民常识”话题始于1910年。当年3月，梁启超主持的《国风报》在上海创刊，“常识”即成为他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第2期刊载的《说常识》对其“国民常识”理念首次作了详细阐发；与此同时，梁氏又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的计划，此机构正是为实施其常识教育的设想而有意组建。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当年的时事背景：1910年3月至3月，由十六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连续发起三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进京请愿运动，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清政府不得不于3月被迫将预备立宪期从九年缩短为五年。很清楚，梁启超提出普及“国民常识”直至关于“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都与立宪运动一脉相连，即“欲使将来立宪政体克济其美，必当以增进国民程度为第一义”（《国民常识学会缘起及章程》）。也就是说，要建立实行立宪政体的现代地方，需要经由国民常识教育，培养和储备合格的立宪国民。
关于“国民常识学会”，由于《饮冰室合集》中未收相关文件，仅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寥寥数语简单记述，以致过往学界对其甚少了解。幸好1911年3、3月间，梁启超曾访游台，以此与台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有了深入交往。由林氏保留下来的梁启超所拟关于“国民常识学会”与相关出版物的全部计划书，以及梁与林的通信，经由许俊雅编注的《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2007年）完整披露原稿，使得此节史实有了还原的可能。
经过修订的《国民常识学会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本学会宗旨在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而落实学会宗旨的最重要的工作，即第三条所列“本学会编辑事业”也有三种：
“一、国民常识讲义 用通信教授法，将必要之学科及其补助科编成讲义录，月出一册，两年完结。……
二、国民常识小丛书 将各学科中尤要者撰为显浅简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册子，以极廉之价颁布之，每月印三册以上。……三、国民常识丛书 完备之专书，或著或译，出版无定期。”
梁启超最看重的实为第一种出版物，认为由此可以得到系统、完整的国民常识，故列于首位。不过，他所倚重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基于销售经验，却只钟情于第二种“国民常识小丛书”，对“国民常识讲义”则完全不看好。加以“讲义”的编印需要更多经费支持，而在经济上为梁氏所寄望的林献堂筹款也遇到阻力，未能如愿。在此情境下，1911年3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国内形势大变，梁启超的心思又集中到时政一端，始终毫无起色的“国民常识学会”至此也被完全放弃。
二、“国民常识”教育的意涵
尽管“国民常识学会”的诸般计划当时未能如愿实现，但对梁启超而言，“国民常识”问题实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更成为贯穿其一生的中心关怀。因此有必要借助筹办学会前后的相关论述，确定梁氏关于“国民常识”教育的意涵。
首先是“常识”的定义。这联系到“常识”的外部设定，为此需要明确“常识”在知识结构中的层级，以及“常识”与“学识”的联系。虽然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已经以“常识”对应英文“Common Sense”，但直到1910年《说常识》发表，他才对“常识”的语义细加阐发，并下定义：“常识者，释英语Common Sense之义，谓通常之智识也。”并称其来源乃“袭东人所译之名名之”。梁启超为“常识”的意涵设定了两条边界，即“一方面对于无识而言之，一方面对于专门学识而言之”。依此作正面表述，则“常识”为人人必须具备的普通知识；反转而言，“常识”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专门知识。此即《〈国风报〉叙例》所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以及《国民常识学会缘起》强调的“立宪国民所万不可缺之常识”。只是，“常识”与“学识”也并非截然二分，梁启超称说：“盖今日所谓常识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无量数伟人哲士几经研究、几经阅历、几经失败，乃始发明此至简易、至确实之原理原则以贻我后人。”而传授这些经伟人哲士发明之简易、确实的“学识”，便已进入“常识”流通的领域。
其次是如何为“常识”确立标准。这又联系到“常识”的内部构成，需要划定“常识”的知识范围。实则，在不同的时代、社群中，“常识”并非恒定不变，梁启超即指出：常识“缘其所生之时、所居之国、所操之业各有差别。故各人所需常识，其分量、其程度乃至其种类皆有差别”。为此，他提出了确定“常识”的通则：
“凡今日欧美、国外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各种职业人又各以其本职业之常识傅益之，于是乎一常识具备之人出焉矣。（《说常识》）”
其中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类知识。并且，虽为“世界常识”，却并非世界各国所已经通行者，而是专指如“今日欧美、国外”这样的“现今各文明国”（《国民常识学会缘起》）而言。并且，这种“文明国”中人所拥有的“世界常识”虽言“公共”，却是摒弃低端，而以社会人群的中间值为基准。梁启超或谓之“中流以上之社会”，或称为“中人以上”（《国民常识学会缘起》），总之，均指向平均线以上的知识水准。如以教育程度标志，则大体相当于中学。
再次则关涉获取“常识”的途径以及施教的对象。新式学堂固然是可以料想到的主要渠道，不过，梁启超也非常重视、甚至更为看好社会教育的功效。其言曰：“大抵人之有常识也，其得诸学校教育者半，其得诸社会教育者亦半。”若以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梁启超更认为，对社会教育的迫切需求超过了学校教育：
“我国教育事业，日益衰落，殊不足以立常识之基础，姑勿具论。而现在为社会中坚之人，大率年已长大，势不能就傅伏案；而今后十余年中，振衰救敝之大业，全恃斯辈。然则在今日而胥谋共结一团体，以常识相灌注相淬厉，其安可以已？”
此即“国民常识学会”必须创立的强固理由。换言之，以现在的“社会中坚”而非尚未进入社会的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乃是“国民常识学会”及其筹备的各项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因为这些人正是立宪国民的主体，将拥有宪法允诺的选举权，会切实决定立宪政治的走向。
总之，在梁启超的论述中，国乃积民而成。常识既为立人之根本，也因此决定了地方的命运：
“人之欲自立也，则具备常识，其最要矣。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若此者，有劣败以归于淘汰已耳。”
这种对于“国民常识”建构的深入思考，实与其赴日后所倡导的“新民”理论同条共贯。因此，民国初年追述《新民丛报》的创设，梁启超也概言为“稍从灌输常识入手”。在此意义上，具备“世界常识”的国民也可视为“新民”的标准定义，而普及常识则可被确定为梁启超投身报业始终一贯的追求。
三、“国民常识”的知识构成及其调整
由于“国民常识学会”档案的发现，对梁启超建构的“国民常识”知识构成也有了进行深入探究的可能性。并且，随着时势迁转，梁本人认定的“常识”内涵与教育对象实有所调整。
在梁启超撰写的“国民常识学会”文件中，关涉书目的文稿有两种：一是《国民常识丛书体例及编纂章程》与《国民常识丛书第一年份要目豫告》，二是《国民常识讲义说略》。根据上列《国民常识（小）丛书》所划分的15种门类、第一年拟出版的103册书目，以及《国民常识讲义》所要编写的39门课程讲义和研究科目的设置（分为政治生计、法律与文学教育三种），显而易见，“国民常识”对于学科知识的需求并非平均分配、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在政、经、法三科上。
梁启超在《国民常识讲义说略》中已明言：“本编所谓‘常识’者，专就社会科学之一部言之耳。”并举示了“政治、法律、生计诸学”，可见乃以之为最重要的三门社会科学。以此，《国民常识（小）丛书》中，政、经、法至少独占了十五类中的七类，研究科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可想而知，这也是其时梁启超最关注、最用力之处。“国民常识学会”既是因应筹备立宪而发起，又以培养合格的立宪国民为目标，对于联系地方体制与命脉、却又是国人最为欠缺的现代政法与经济知识，当然迫切需要弥补，并视为当务之急。而1909至1910年，梁启超花费巨大精力撰写《财政原论》，从《国风报》创刊号开始连载由他执笔的《宪政浅说》，都是其为“输灌常识于多数国民”（《国风报·叙例》）所作的切实努力。
应该说，虽然“国民常识学会”的计划未能实现，梁启超对于普及常识的努力却始终不曾懈怠。1912年归国后，不比早先的流亡国外，只能采用编辑书刊的办法间接施教，此时面对听众的讲演已成为常态。而且，以护国战争结束后1916-1917年的南北演讲为发端，其“国民常识”教育内涵与对象也有了明显改变：政治演说已逐渐替换为文化讲演；特别是，其所设定的听讲对象已从“多数国民”向青年学生倾斜。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在舞台上活动的中坚人物已经无法改造，应“从后台下手改良”，因而“惟望中国少数曾受教育为将来社会中坚人物之学生，先行自觉”。为此，梁本人1917年底退出官场后，即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1920年欧游归来，更立意以中国精神文化拯救世界。
放在这一思路调整的脉络中，梁启超晚年再谈论“常识”时，其侧重点已与前期明显不同，而更多与国学发生关联。1923年所作《读书法讲义》说得最明白：
“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
这俨然已是出于广义的文化本位而非狭隘的政治本位立场。
“国民常识”既以“本国文献”为主体，梁启超此时讨论古代典籍，言其重要性，往往便指称其为“国民常识”之“基础”或“一部分”。如说“‘四书’之诵习，其盛乃驾‘六经’而上之”，“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其中的《大学》、《中庸》，“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如称《史记》“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又，“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讲到《左传》和《礼记》，也都谓为“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俱应阅读。而发表这些意见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乃是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教授“群书概要”一课的讲稿，可见常识教育的理念仍为其所持守。
与前期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国民常识”构成相异，梁启超晚年已更倾心于人文科学。从史部地位的提升可见一斑。《国民常识（小）丛书》拟目中虽有“史谭”，却已列在第十一类，且全部为外国史，明显是为传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知识做铺垫。而1920年代梁启超“常识”观转向后，便“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因此，“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联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也即是说，此时的梁启超已将史部书视为国学以至国民常识的主体。
尽管从前期到后期，梁启超的社会角色有很大变化，但无论是报刊政论家，还是大学导师，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启蒙意识，这也是梁氏对“常识”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热情的根本原因。在此意义上回望1910年构想的“国民常识学会”，当年的未能付诸实现并不表示思想的终结，不但此前已有伏笔，而且，进入民国以后，此一计划仍有续篇。而其相关思考与实践在近代国民知识的建构中确实一脉流衍，影响深长。1929年，梁启超离去，郑振铎撰文悼念，发端即感慨：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作为后辈学者，郑氏此言可谓以亲身经历，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培养“国民常识”的功绩盖棺论定。
总括而言，从晚清到民国，对应梁启超本人从前期办报到后期讲学的人生轨道更换，其“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也在逐渐改易：教育重心从社会向学校的转移；施教对象由现在的“社会中坚”中年人转向“将来社会中坚人物”青年学生；知识构成从偏重社会科学转向偏重人文科学，最终更集聚到国学；讲学内容由先前的国民启蒙教育，转为偏向人格修养，至1920年欧游后，再度调整为“德性的学问”与“文献的学问”并重。其间最大的变化乃是根基于梁启超在文化选择上的自西向东，即以输入西学为主，转向回归传统文化。这一路径的更动虽为一渐进的过程，但在梁启超欧游前后确有本质性的改变。经由对一战后西方精神危机的切近体察，梁氏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不但由此开启了输入与输出同时进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文化，也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成为“培养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机部分。由此，梁启超的国民常识教育还是和“新文化”发生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