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五十多年,也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孙权病逝时,刘备、曹操,甚至曹丕、曹叡都已作古。
身为三国初代政权领导者,还有着“生子当如孙仲谋”美誉的孙权,为何敌不过曹魏、蜀汉的“后生晚辈”,成了保守江东的偏安之君?
事实上,孙权有“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 统一天下的大志。
近年来,许多网友和历史爱好者把孙权无法率领东吴完成统一的理由,全部归咎于合肥之战的惨败,其实有些偏颇。
依个人之见,孙权无法率领东吴获得统一的真正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东吴集团偏居江南,不论其地理条件还是综合实力,都无法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
《朱子语类》记载:“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事,仅足自保耳。”
在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都有统一的愿望与实践。
孙权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接连制定统一天下的策略与措施。对内发展农业生产、镇抚山越、占有荆州、举贤任能、重视人才,对外与蜀联盟、北攻曹魏等。
他一方面促进江南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巩固了自己对江南地区的统治。
孙权刚继位之时,已经据有江东六郡之地,但统治还不稳固。
《吴书·吴主传》记载:“权初立时,是时唯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未有君臣之固。”
可见当时形势确实不稳定。孙权将首要任务定为“安抚人心”,加之张昭、周瑜等大臣的鼎力辅佐,江东的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局势稳定之后,孙权为了与强大的曹魏等势力抗衡,一方面需要后方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山越那里补充人力财力,因此孙权就对山越全力展开了征讨。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区,居住着百越的后代山越人。很多山越人已经汉化,却没有归属政府统治,对东吴政权构成很大的威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镇守荆州的关羽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孙权则趁关羽后方空虚之机,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夺取了荆州。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率师东出三峡与孙权争夺荆州,两军相持数月,最后刘备兵败夷陵。
至此,孙权占据荆州,为割据江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
面对孙权的拉拢,辽东政权的公孙渊借东吴来牵制曹魏,根本不是真心归附孙权。
此后数年,孙权主动向曹魏发起进攻,如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从上述史料记载与三国的历史形势看,东吴偏居东南,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其综合国力,都不具备新一轮统一大业的条件。
孙权知道自身的局限,他在称帝后,为巩固吴、蜀联盟,签约“中分天下”。拉拢辽东的同时,不断用兵征服夷洲、亶洲,联络南海诸国,但一直未能完成“竟长江所极”的战略目标。
这一点东吴与蜀汉非常相似,因为其地缘的劣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
第二,孙权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引发东吴集团内部政治纷争。
东吴与蜀汉政权的建立很大一部分要仰仗地方政治集团的帮助。也就是说,孙权与刘备皆为复合型全能人才,但家底不厚,不像袁绍那样“四世三公”,能有所建树还是要仰仗地方集团的鼎力支持。
好比两汉时期,皇帝与外戚之间总会因为权力发生龃龉。
在孙权称帝后,他发动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却遭到以张昭、顾雍等儒学士大夫为主要代表的“以死谏之”。
东吴历代统治者出身寒门,依靠武力起家,儒学士大夫人物主张在江东地区统治稳定后,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力行仁义德政。
在军事上主张在北有强魏的情况下,“限江自保”,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可无谓的耗费民力。
这与孙权内心里“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宏愿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必然引发冲突。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权以为所谓法令太重,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见,孙权不以“徒守江东”为意,而以“天下未定”为怀。他加紧征收赋税,儒学士大夫则群起而反对。
实际上,孙权与儒学士大夫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赞成统一的问题,而是在于其政治文化观念的差别。
孙权一方为代表的寒门将士,希望能在短时间内东征西讨,夺取更多的地盘,获得稳固的后方基地,然后一鼓作气打掉曹魏和蜀汉。
儒学士大夫则希望“徐徐图之”,不能急于一时,最终必然体现为政治斗争。
这样一来,由于客观的条件限制,使得孙权统一天下的愿望没能实现,但孙权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陈冬阳.孙权时期孙吴战略决策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