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居然自杀？保定军校发生的几件校园事件
保定军校校园骚乱
保定军校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骚动，严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第一次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作为恢复帝制爪牙的模范团被解散后，插入军校第六期学习。
因该团积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学员的反对，造成双方武斗。开始以拳头、砖头、木棍对打，后又动了刀枪，以致造成伤亡。校方虽竭力威慑，却无济于事。后来，北京政府派陆军部上将荫昌来保定，压服双方，才平息了冲突。
第二次是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原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
保定军校强教致疯
军校实行的是一种野蛮的强迫教育，有的科长动辄对学生拳打脚踢，如工兵科长虞克竣成天拿着一根马鞭监督学生，甚至到处追打学生；骑兵科长某某在收操后，还强迫学生再训练一点钟或半点钟；校长或教育长不时集合全校学生在校内广场训话，学生立正不许动，起码站上几个钟头，有体弱耐不住而昏倒在地者。
在野外训练时，天气寒冷，也要集合全校学生，由校长到科长逐个讲评，耗时几个钟头，致学生头上的汗水结冰也不准散队或休息。这些强迫教育，都是他们向日本、德国学来的所谓精神教育。有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强迫教育，以致疯癫。如广西省学生韩明章等患了神经病。
保定军校倒赵风潮
在饮食方面，要求学生在收操后满头尘土不洗面就去吃饭。吃的米不仅粗糙，而且掺沙。有一次从湖南采购的军米不仅质量不好，还掺了不少沙子，激起了学生公愤竞去放火烧仓库，虽未成灾，亦可见当时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情绪了。
这当然是校内承办粮食采购的人员舞弊所致。行政管理人员打骂学生，负军事教育之责的教官、助教和连排长学识太差，庶务人员的贪污舞弊等，使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在这一时期内，校长赵理泰对校务不闻不问，因此全校学生发动了一次倒赵大风潮。
当风潮发生之初，学校当局即调动了当时驻防保定的新军鲍贵卿旅，把学校四面包围起来，用机枪大炮指向学校相威胁，不许学生乱动。
学校当局把学生一个个地叫去审讯，压迫学生签字悔过。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表示态度。审讯人员又把审讯的学生移地禁闭，在审讯处的附近放枪，表示把这个学生枪毙了，以恐吓其他学生。但学生态度倔强，仍不屈服，又推举代表刘文岛(湖北人)赴京向大总统、副总统请愿。
当时全校被军队包围，不能出去，乃由厕所潜出，跑到北京陈述校中风潮情形，请予援助。正在这时，陆军部、学校当局及驻守军校的旅长鲍贵卿见无法压服学生，乃报请陆军总长段祺瑞批准将全校学生解散。学生如出笼之鸟，纷纷乘火车北上，向各省驻京代表要求向袁世凯及黎元洪请愿，要求解决。
当时段祺瑞企图彻底解散学生，各回原籍。其后梁启超向袁条陈意见，以为解散学生无异放虎归山，如果受了国民党利用，到处捣乱，更不易收拾，不如设法调和，将学生收容回校，加以严格管理，使其驯服，方为上策。
袁世凯考虑再三，乃采纳了梁启超的意见，与段祺瑞商定答应了学生要求，更换校长及各级学识较差的教官与官长，并请各省驻京办事处的军事代表出面向学生调解，并发给川资10元，由政府派专车、军乐队欢迎学生回保定军校。学生取得了胜利，皆大欢喜。
保定军校校长自戕
赵理泰被赶走后，由袁世凯授意段祺瑞，派蒋方震(又名百里)接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蒋乃日本及德国军事学校毕业，军学丰富，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军事人才。他来校后，乃大加整理，把学生认为不好的教官以及各连的干部，大加淘汰，改善校务及学生生活。校长亲自到各连督促检阅，见连排干部有训练指挥不好的，即当场责备。
蒋方震来校时，本与袁世凯约定两个月后，如他整理不好，就辞职不干；如果认为有办法，则继续办下去。经过两个月的整理，他向袁表示愿干下去，并向全校学生表示，他如果办不好这个学校，愿自戕以谢天下。
学生也很感动，愿好好学习。不料当时段祺瑞所掌的陆军部不满蒋之所为，大掣其肘，百方刁难，使得蒋方震无法办下去。蒋为实践前言，一天集中全体学生训话，勉励有加。讲话达几小时之久，他从容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戕。枪响后，大家尚不为意，他仍走出当着学生站立，其后看到他血流满地倒下去。全校学生见此情形，人人痛哭。
他幸未气绝，乃由当时的张教育长用电话报告北京大总统，即日由袁派高等顾问带领医护人员乘专车来校救护，幸而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校医治了一个时期，学生轮流守卫。以后他逐渐痊愈，才离校到天津、北京各地就医休养去了。其后由陆军部另派了曲同丰来当校长。
保定军校复校风波
军校第八期学生为争取早日开学，组织了复校同学会，呼吁于权贵之间。工兵科学生张照光，身穿军校外出的军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洋车揽客。报馆立即发表这一新闻，标题是“军官学生拉洋车”。北京各报遍登这条消息，并大肆渲染。还发表张照光对记者的谈话和张的自述，做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
张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因军校遭兵劫破坏，无处栖身，来到北京，生活无着，随身行装典当一空，仅留一身军衣不忍舍弃，为维持生计，只好拉车渡日，自食其力，于公于私，光明正大，暂忍困难，等待开学，倘军校不开学，我还是继续拉车。
这一行动也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莫大讥讽。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才于民国十年十月（公元1921年）开学。第九期学员(即1917年预备军校最后招的一批学生）亦同时入校。此时已有部分教官离校，另谋生计，又遇校长易人，拖欠教职员数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风潮，弄得教员不安心任教。第八、第九两期学生勉强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