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对南宋的重要性 为何南宋丢掉襄阳后很快就灭亡了？
襄阳之战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丢失襄阳对南宋意味着什么？
襄阳是个很特别的城市，以汉江为界，这个城市被分成了两部分。江北的樊城与南岸的襄阳。樊城和襄阳一样古老，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它们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273年初春的一天，这两座城迎来了“俱损”的时刻。随着城门的缓缓开启，蒙古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襄阳城。在此之前，他们刚刚屠灭了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吕文焕看着困守六年之久的襄阳，痛苦、无奈、凄凉，或许还有一丝轻松，同时涌上心头。那是一个命运转折的时刻，无论对于南宋王朝还是吕文焕本人来说都是如此：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朝南下的步伐骤然提速，他自己也从此背上了判臣的骂名。
吕文焕的投降和襄阳的失守，可以视作南宋灭亡的前奏。这场旷日持久的会战，从某种程度上令人联想起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发起进攻的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被动应战的都是偏安南方的中原王朝。只不过，南宋没有东晋那么好的运气，它输掉了这场会战，基本上等于输掉了整个国家。又一个六年之后，南宋退出历史舞台，元朝统一了中国。
南宋亡于蒙古之手，是两个军事实力相差巨大的政权之间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并不令人觉得可惜。败于能征惯战的蒙古铁骑之手，也是当时已知世界里所有称霸一时的帝国的必然结局，南宋的战败也并不丢人。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国祚绵延一个半世纪而不亡，在与北方的蒙古、金、西夏等政权的凶险博弈中还能时有斩获，为什么在忽必烈1268年正式下手之后只坚持了8年就开临安城投降了呢？
如果从襄樊失守开始算起，南宋甚至只坚持了2年。蒙宋两者在地理上发生了什么致命的反转，让坚持了这么久的南宋一下散了元气。为什么襄阳对宋朝的存亡如此重要？
公元1268年，继承了蒙哥大位的忽必烈经过一年的准备，从北宋旧都开封整兵出发，南下汉江流域，矛头直指襄阳和樊城两座双子城。襄樊之战一触即发。通过金庸的文学作品渲染，襄樊之战已经成为了南宋抗元战事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尽管侠客为报国而奋战至死的场景刻画有夸张之处，襄樊之战的重要性和艰苦程度却是现实存在的。
南宋方面率兵进入襄樊的，是与当时权相贾似道过从甚密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不过这两人本质上还不是贾似道的亲信，而是在南宋当时的地方军阀博弈中和中央关系比较紧密的一支，即“荆湖制置司”。吕氏兄弟所率领的卫队虽然是冠以中央边防部队的名号，实质上却是一支私人部队。这种部队性质，为后来南宋在荆襄之地的崩溃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当时的南宋军阀普遍认为，擅长骑射野战的蒙军攻城水平并不值得担忧。只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敌军终究会撤退的。但他们没有想到，襄樊之战虽然只是忽必烈南下攻宋的首战，却在事实上成为了一场决战。双方都主力尽出，蒙古军队的战术能力也远远超出了宋军的想象力，最终成就了一场令人咋舌的胜利。
蒙军在陆续到达襄樊城下之后，却一直处在集结的状态而没有摆出攻城的态势。出乎吕氏兄弟意料的是，蒙古人非但没有用弓骑兵进行骚扰，反而开始做起了不常见的土工作业，在城外挖土筑起了高墙。随着时间流逝，城外的土墙日渐牢固，甚至出现了安置指挥部的平台。城外各处蒙军据点连接起来有百余公里之长，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城内守军和城外的联系被完全隔绝，襄阳和樊城成为了两座城中城。守军反而变成了想要突围的进攻方，可是突围却屡屡失败。
远在临安的贾似道当然对这样的局势非常紧张。失去襄樊的代价就是蒙军能够顺汉江南下，直接威胁南宋引以为天险的长江。于是1271年6月，在几次增兵不成之下，贾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领的十万大军，从水陆两线沿汉水北上，孤注一掷地试图打破蒙军的封锁圈。但经过3年的准备，蒙军的土工作业已经非常成熟，试图增援的范文虎部队成为了一支攻城部队，攻击难度大大上升。加上此时蒙军已经从华北调来了水军助战，宋军的水上优势也并非压倒性的，增兵襄樊终告失败。
在城中焦急等待中央援军的吕氏兄弟没有等来增兵，认为贾似道已经抛弃了襄樊。再加上吕文德阵亡，以及蒙军新造回回炮对两城城墙的猛烈打击，最终吕文焕决定开城投降。持续6年的襄樊围城战，最后竟然是以几乎没有流血的状态而结束的。
拿下襄阳和樊城之后，忽必烈的攻宋之路就显得顺利多了。吕文焕甚至利用自己的荆湖一带的私人影响力帮助蒙军快速控制了包括鄂州在内的诸多城市。此后除了贾似道亲率水陆军在芜湖与蒙古统帅伯颜稍有决战外，蒙军沿江而下消灭南宋几乎是一路摧枯拉朽一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仅仅用了两年时光就打到了首都临安城下。
由此看来，南宋苦苦支撑一个多世纪的防守，最终的转折点就在襄樊。襄樊的失守，彻底敲响了南宋灭亡的丧钟。下苦功夫，甚至用蒙古人不熟悉的土工作业的方式硬攻襄樊，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是忽必烈的创见。对长江中上游的控制，是蒙古大军南下时一以贯之的战略。
从蒙哥时代开始，蒙古人就非常想在长江上中游施压，从而对最下游的首都临安造成俯冲打击。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开始谋划大举南下，派遣弟弟忽必烈率兵南下进行了大量探索，熟悉了四川盆地和更西南大理国的情况。根据复旦大学温海清的研究，当时忽必烈在对整个西南的情况有了掌握之后，认为四川的防御过强，取大理国而东进更为容易，这才力主优先攻击大理国。
但是这个战略其实遭到了蒙哥的反对，他不仅把忽必烈调回北方，更是在之后对四川的正式攻击中雪藏了忽必烈。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蒙古高层对控制长江上游的极端重视。占据大理甚至只是这个战略的一个副产品。
1258 年秋，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道入蜀。与此同时，蒙军对鄂州和荆山分别进行了攻击，对长江上中游的全面施压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如果蒙哥能够顺利控制整个四川盆地，那三路蒙军会合一处，顺江东下，南宋会早二十年灭亡。然而蒙哥死在了重庆钓鱼城，这个战略没有能够实现。蒙古内部甚至陷入了夺汗内战，给了南宋喘息准备的机会。
忽必烈上台以后，蒙古高层转变了对长江中上游这些城市的看法。四川盆地内的川西和川中平原地带当然好征服，可川东的岭谷地带对蒙古骑兵来说就太令人痛苦了。与其死磕川东的山城，还不如在江汉平原和南阳平原交接处的襄樊下手。攻下襄樊之后，同样能够起到东进威胁江淮乃至浙北的作用，同时还能堵住四川援军东出的渠道，比一味追求打下四川带来的高势能更为务实。
这才有了忽必烈对襄樊的不顾一切代价的围攻，最终让蒙古大军完成了统一大业。蒙古大军控制襄樊以后，从水陆两路南下，进逼长江流域，威胁东方的临安。另一方面，从汉江南下，蒙军也能利用降将吕文焕的个人威信取得长江以南的鄂州。从此，南宋引以为傲的长江天险也就不复存在了。当贾似道的军队和蒙古大军在芜湖对峙时，蒙古骑兵得以在江两岸布阵，同时在江上也有着实力不弱的水师，胜负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襄樊之战对蒙、宋两大政权国运的真正影响，其实必须通过对地理条件的解读才能全面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