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