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谋反实为康熙帝所逼？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可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

至于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八旗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康熙力排众议，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明代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与众不同吗？

什么轻率冒进、意气用事、褊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清史稿》卷二六九一《索额图传》）。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就说上面这一段，明眼人一观便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胡扯八道。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出生入死、云贵高原上的苦心经营、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脆反了得了，咱兵精将勇，怕他啥？老吴本还在徘徊犹豫，今见部属们拥戴，反复衡量后，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实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别看朝廷现在话说得好，对撤藩工作也抓得紧，事无巨细，周密安排，力求给吴三桂们一个最温暖最舒适最可靠的安乐窝，可一旦真撤后，地盘没有了，兵权也无了，像吴三桂这等风云人物，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政治上过河拆桥的事情太多了。

老吴有否此种想法，不得而知，反正决心已定时，他是自信满满的。比较一下，他以为自己文韬武略天下已无双，将士们又是百战之锐、忠心之辈，要是起兵无不从命；所据云南也是经营多年，地险财富（有天下富吗）；另有一批过去的老部下如现任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虽已调走，却可作为外应。

简说老吴的文武之才：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和卫朴，都是一时才具，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另外武有吴国贵、吴应期、马宝、王屏藩、张国柱、高得捷等，文有方光琛、刘茂遐（字玄初）等，个个顶呱呱。再看朝廷，皇上年方二十，乳臭未干，不堪大任，过去平定中原的名将大都凋零，剩下的及新起的一代岂是他的对手？其实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都是汉兵，感叹）。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何况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统治，必须正视，三十年来残暴多于仁慈，贱视多于平等，不客气地说，占据帝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好几的汉人只是二、三等的公民，地位不要说远不及主体满民族，就连蒙藏都不如，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环境，要说广大汉人在短时间内，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满洲贵族统治，那也太虚假了，即使有清三百年好像也没有吧。这次撤三藩，恰恰撤的也都是汉人，且不是一两个，而是牵涉几个大大小小的集团，足足六七万人呢，无形中触发了民族之感情，引发了民族之对立。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大江南北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当然，跟着当朝的汉人也不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另外，坐山观虎斗的汉人同样不少。个中原因不想多说了，十七世纪汉民族的不断失败，根子就在于此。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比起三峡移民恐也不简单吧。三百多年前的事了，没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综合条件更是差之千里，尤其他们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三个强大的军民结合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忙得不亦乐乎，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

从此，吴三桂进入了人生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人生也至此奠定。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