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临安有一个过程，定都后迁都建康之议依然不断
下面就来说说：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宋室南迁，自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驻跸临安，至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被元军攻破，南宋建都临安共147年。
南宋一代，始终称临安为“行在所”，以示他们不忘收复中原，还都汴京。实际上，南宋一代，在临安“春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哪还有北归之念。
起初，金军攻陷汴京后，高宗赵构重建宋室于南京（今河南商丘）。仅仅五个月，又被迫南迁，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南逃途中，宋臣多数主张建都建康，少数主张临安。
建炎年间，高宗与群臣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较大的有三次。
南京复建宋室仅一、两个月，在南京提出了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汴京，汪伯彦、黄潜善请幸东南。
李纲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这次议而未决，但军事上迅速溃退，金军兵临城下，次月，高宗决定“巡幸东南以避敌之计”。卫尉少卿卫肤敏上言：“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中书舍人刘珏则指出“幸南阳”之弊：“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并进一步阐述定都建康的有利条件：“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经过一番议论商讨，认为迁都建康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故地；第二，东南久安，财力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可是军事形势的发展却出乎意料。
赵构从商丘南巡到扬州，仅一年多，金兵已至城下，高宗逃至镇江，再次召议，径趋杭州。行至平江府（苏州），当时已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卫肤敏再次入对。坚持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欲以号令中原，难矣！”
可是高宗深恐大江阻挡不了金军，建康不保，去杭之志已定。于是，卫又转而附和：“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于是迁杭之事就事实上定了下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壬戌（十三日），高宗到了杭州，三月初发生苗傅和刘正彦兵变，逼高宗逊位于高宗独子，经多方斡旋，一个月后，高宗勉强复位，只好装出一副抗金姿态，移跸建康。
不久建康又告急，高宗再次召议都。高宗提出，“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敦否，孰利孰害？”张浚提出迁都武昌，张扩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建康，这两种意见都遇到反对，认为东南是今日根本。
张邵提出，“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建都金陵，因江、淮、蜀、汉之资以图恢复”。于是，高宗只好暂留建康，但不久建康危若累卵，百官群臣中希望权都杭州的人逐渐增加，于是尚书考功郎楼炤提出，“权都建康，渐图恢复……权都吴会，以养国力。”
于是正中高宗下怀，升杭州为临安府。金军迫近，高宗一路逃难，历经越州、明州，下海逃往温州、台州，金人下海追三百里，遇风暴而返。高宗北返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行都，并改年号为绍兴。
第二年又以漕运不济，而迁往临安。这时金军力所不及，已退往江北，于是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所。
然而，终南宋之世，虽定都杭州已属既成事实，但移都建康之议仍绵延不绝。如陆游在《上二府论都邑剳子》中曾大声疾呼：“然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地造设，山用形势有不可易者。”高宗也不得不装装样子，屡次短期移跸建康，并定建康为宋“行都”，作为陪都。
至孝宗即位也曾下诏经理建康，以图进取，但终未能改变都杭之事实。主要原因，一则杭州较建康远离前线，南宋君臣北进收复中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二则杭州终离建康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南宋终以临安府为“行在所”，是由当时的军事形势及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等条件所决定的。杭州的地利优势
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的南端，钱塘江口的北岸。杭嘉湖平原是湖沼和河流冲积平原，海拔在20米以下。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网密布，物产丰饶，与苏州并称“天堂”。
平原的西北方是天目山，西南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钱塘江是个喇叭口，称杭州湾，杭州湾以东是王盘洋。王盘洋东南方，是散落在海上的一串宝珠——舟山群岛，形成一道海上的天然屏障。
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四方拱卫的鱼米之乡，又有一个风景优美的西湖，杭州才可能在南宋的150多年中，发展成为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明正德三年（1508年），都守杨孟瑛请浚两疏中曾概括说：“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混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富之奥区，和前贤建立城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手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