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夏天出现极度高温，因此而死者上万，清高宗为此下诏罪己
《浮山县志》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青城县志》载：“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东华续录》中亦载：“六月丙辰京师威暑。”《续天津县志》中，也记载过这样一段话：“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一名身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在寄往巴黎的书信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据当年全国各地县志统计，仅北京一地热死的人数就高达11400人，每个文字、每个数字，无不让人触目惊心！
在五月份的时候，清高宗就想办法提前赈灾了，就是在五月末，天气就已经热到不行了，具体温度现在不可考，但在北方，气温或者都已经攀升到三十多度左右，从清高宗下诏的表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气热得都不像话了：“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以往岁。”那一年酷暑难当的乾隆皇帝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名字很简单，也很明了。就一个《热》，乾隆皇帝在诗中写道：“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心热，心在黔黎旁”。
清乾隆八年（1743年）夏至刚过，乾隆皇帝给礼部下发了一道谕旨，命该部官员“加意照看”出使清朝的苏禄国使臣，并特意关照要“多给冰水及解暑药物，并遣医人不时看视”。注意，此时才是夏至刚过的农历五月。
3天以后，乾隆皇帝又对刑部官员下发一道谕旨，命该部官员迅速审理在京关押的轻型罪犯，“查明情节，或应释放、或应减等，即速分别请旨完结”；对重罪人犯，也要“添盖蓆棚，给予冰汤药饵，无致病暍”。
爱新觉罗·弘历
六月初一，乾隆皇帝对礼部官员再次下发谕旨，命其“即速虔诚祈祷”；命时任九门提督舒赫德为九门内外守将“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并以城门为计算单位，给予一千两至两千两的“高温费”。而给予兵部的命令是在城门处增设“降暑点”，大量发放降暑的物资：“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币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
数日之后，乾隆皇帝对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督抚发出明诏，要求他们精心抚恤辖区内“竟有病暍，或至伤损”的民众，甚至给予了动用“存公银两”的特权。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今岁夏至以后，天气炎热，甚于往年，以致人民病暍者多”。
乾隆八年（1743年）之夏至以后便开始的大范围酷暑，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温究竟有多热，才会被清朝官方文献占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记载，才会让乾隆皇帝前后发出数道谕旨予以防暑指示？
命该管部门祭祀祈祷以后，酷热未消，一向自负的乾隆皇帝竟然发出了一道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谕旨。《清高宗实录》有载：“乾隆八年。六月。丙辰。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甚至将“今岁蒸暑倍常”的原因，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认为是自己“朕躬之阙失、用人行政之失宜”才招来的上天惩罚。好在，这次酷暑在六月份达到温度峰值后再未继续上升，要不然乾隆皇帝必定会发出《罪己诏》，以谢罪于天下苍生，以“感召天和，潜消沴戾”。
酷暑大致范围
在诸多历史文献和相关观测数据记载的支持下，后世学者对当时的气温有过较为精准的计算，认为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下旬的平均气温始终保持在40℃以上，最高温度应该达到了历史罕见的44℃。44℃是什么概念？气象学上把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天气称为高温天气，从乾隆八年（1743年）到现在，这一高温记录始终都未被打破。
在严重缺乏有效降温手段的乾隆年间，如此高温无疑就是一场无法预见、无法应对更无处可躲的灾难，于是“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于是“薰热难当，炎如火灼，人多渴死”；于是，“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热毙者更甚”。根据当时的官方记录，仅在六月下旬的10天之内，仅京师城垣和近郊因为酷热而死亡的人数就多达11000多人。
面对如此恶劣的高温天下，一向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除了接连发布谕旨做出收效甚微的高温应对指示外，竟也是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六月中旬，乾隆皇帝在时任直隶总督高斌的奏折中，既无可奈何又满怀对上天敬畏地做出批复：“大田现望泽孔殷。且京师旱暵特甚。病暍者多。此皆朕不德。小民其何辜耶。朕别无他谕。想卿同此心。唯有望上天早赐惠一日。即早解一日之忧耳。”
能把乾隆皇帝逼到如此程度，可见乾隆八年（1743年）号称“历史上最热夏天”，当属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