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地窖能存万斤红薯，一考古家蹲守此地7年，挖出西汉第一大墓
这些留存千年的豪华陵墓，以及陵墓内衣食住行俱全的陪葬品，为我国通过考古研究推演各朝各代的经济文化习俗，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
1998年，英国剑桥《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上，一位身高体胖、面色黑红的中国考古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的名字叫王恺，而之所以能够被英国剑桥所收录，是因为他前后耗费十余年时间，在江苏徐州发现了七座汉墓。
这七座汉墓中的最后一座——狮子山汉墓，被称为西汉第一大墓，墓主是生性淫暴的第三代楚王刘戊。
为了找到狮子山汉墓的墓道，王恺先后三次、耗时七年，投入资金数十万，终于从一位年逾七十的老者口中，听到了一口离奇地窖的消息，才最终揭开了刘戊之墓。
艰难考古
众多周知，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江苏沛县，而发掘出西汉第一大墓的考古学家王恺，也是江苏沛县人。
1963年，王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还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
大学毕业后，王恺被分配到我国首批一级博物馆、始建于1958年的河南洛阳博物馆。
1970年，不到35岁的王恺被任命主持隋唐洛阳含嘉仓的考古发掘工作，最终发现的总遗址面积高达40多万平方米、数百个粮窖，至今仍是我国已知最大的古代粮仓。
1977年，王恺从洛阳博物馆调回老家江苏，在徐州市主持有关西汉楚王的墓群发掘工作。
当时徐州唯一确定的是第一代楚王刘交的陵墓，当年汉高祖刘邦在丰沛起义后，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就跟随刘邦打天下，是刘邦的得力助手。
汉王朝定鼎后，刘邦分封天下，封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徐州。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彭城，也就是如今的徐州，东临大海、西控中原，群山环绕、物产丰富，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任命刘交入主彭城之前，刘邦曾经的心腹大将韩信才是此地的藩王，但奈何君臣二心，天性多疑的刘邦最终还是认人唯亲，以确保刘氏家族的皇权稳定。
因此在汉代众多的藩系中，刘交一支的地位十分重要。
经济发达、百姓安居、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的楚藩，是刘氏皇权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刘交去世后，西汉楚藩王族延续了十二代，而其他十一位楚王的汉墓，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无人知晓他们葬在何处。
王恺回到徐州后，便将所有目光都锁定在了发掘汉墓上，他手持洛阳铲，带领考古队员们走遍了徐州城有可能存在汉墓的地区，徐州城外所有或大或小的山头，几乎都有过王恺的足迹。
在当时考古技术不发达、勘测能力有限的艰苦条件下，发现新的古代遗址，只能靠考古学家大量的外出作业、靠地毯式的搜索来发掘。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90年，王恺和考古队员们一共找到了六座汉墓，对研究西汉文化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在陆陆续续发掘出这些珍贵的汉墓遗址时，最让王恺挂心、也是挫败最深的，却是出土于1984年的狮子山彩绘。
徐州市东郊四公里处，一座海拔61米的山峰，因为状若雄狮，被当地人称为狮子山。
1984年12月的一天，山脚下一座砖瓦厂的民工在挖土时，突然铁锹之下传下“铛——”的一声脆响。
在用手仔细挖刨后，一个身长半米有余、小巧精致、栩栩如生的“小泥人”豁然眼前。
徐州开发出汉墓的消息早已传进千家万户，大家都引以为豪，因此在挖到这个“小泥人”后，在场的民工火速通知了村干部，徐州博物馆收到消息后也第一时间告知了原本还在城西考古点的王恺。
赶到现场后，王恺已经抑制不住激动之情，这个小小的泥人，开启了继咸阳西汉彩绘兵马俑、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批兵马俑军阵——徐州狮子山彩绘兵马俑。
整整四条兵马俑坑和一条骑兵俑坑，狮子山的兵马俑规模宏大、造型精美，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考古学和历史学专家的注目和惊叹。
当众人的目光还停留在兵马俑坑时，王恺却对俑坑身后的狮子山山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带着洛阳铲，独自一人前前后后上山数百遍，只为了确认一个挥之不去的惊天设想：兵马俑坑并非单独存在，其附近一定有一个身份尊贵的主人！
神奇地窖
1985年年底，狮子山彩绘兵马俑的全貌终于展露在人们面前，而纵观当时王恺团队已经发掘或者正在发掘的所有汉墓群，能够与狮子山彩绘相媲美的文物，寥寥无几。
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王恺率队找遍了狮子山的每个角落，终于在山上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瓦当和地砖。
这些汉代瓦当和地砖，是狮子山上曾经有过建筑物的最好证明。
王恺断定：这里极有可能存在楚王陵园，只是被后来的战火所毁，而长眠于此的主人公，很有可能是西汉早期的楚王之一，地位显著，葬墓规格宏大。
当时狮子山主峰南侧居住了数百户村民，民房绕山而建、鳞次栉比。
因为经费有限，王恺不可能拆掉所有民房，四处打上梅花桩，进行大规模的探测，他只能在仔细判定了基本方位后，征用其中两栋民房，以其为主要勘测点，希望能找到墓道。
然而，历时将近半年，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村民安置款，王恺依然没有找到墓道。为了避免前功尽弃，他又找来了徐州市煤炭部地质勘探大队，可因为狮子山地形复杂，无功而返。
事已至此，王恺也不好再向领导寻求经济或人力支援，狮子山的考古工作就此搁置。
1988年，徐州汉墓群已经整体性发掘出了四座，但狮子山一直是王恺心中最大的坎。
时年春节，王恺再次找到自己的老友、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宁书年先生，联合全国十余省、五十多位科技人员，使用了维加重力仪、地震仪、地质雷达等诸多先进探测仪器，对狮子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工作。
王恺对第三次的狮子山勘探信心满满，寄予厚望，然而在耗费了数十万资金后，结果依旧是一无所获。
看着前来援助的专家一个接一个离开徐州，王恺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第三次进军狮子山彻底宣告失败后，王恺带着自己的洛阳铲，站在狮子山南峰之上发誓：“不找到汉墓，我死不瞑目！”
1990年年底，王恺团队一直稳步进行的其余六个汉墓，包括北洞山楚王墓、驼蓝山楚王墓、南洞山楚王墓等，都迎来了收尾工作，王恺也迎来了久违的假期。
然而他在假期当中，也一直没闲着，在狮子山地区老村长带领下，拜访了当地数十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拜访这些老者，并不是王恺一时兴起，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期动乱后，很多地方都一改往昔的面貌，而从当地年长者的回忆中寻找线索，也是考古发掘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接连与数十位老人谈话后，王恺终于听到了最令人兴奋的一段话。
“山上最大的地窖，那可就得数老张家。也不知道他们家老祖宗是怎么挖的，地窖里能藏上万斤红薯，恐怕里头有两米多高······”
老人家自顾自地描述着，王恺的大脑则转得飞快：能存上万斤红薯的大地窖？山上的土层那么复杂，怎么可能被普通群众挖到两米多深？
拜访完这位老人家后，他马上让村长带自己去了这位老张家，王恺说明了身份后，就被领到地窖当中，他前后环顾了一番，用自己随身带的小工兵铲在地窖四壁上敲敲打打，用手感受周围的土层湿度。
很快，他就兴冲冲的爬上地窖，当场征用了老张家的大院，并且迅速通知考古队员集合。
1991年7月初，王恺率人在地窖里打深沟，然后向四面扩展。
7月14号，王恺整个人兴奋的要发抖，因为他的洛阳铲，终于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壁，经过一番清理后，一道笔直的石墙豁然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毫无疑问，这道石墙的背后，就是汉墓！
西汉第一大墓
从1984年发现狮子山彩绘兵马俑坑，到1991年终于摸索到了汉墓的墓道，王恺心中耿耿于怀了七年的狮子山帝王墓，终于迎来了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历史时刻。
越到最后关头越紧张，到底沉睡在山中的这位藩王，其陪葬规格值不值得王恺耗费如此多的心力呢？
西汉时期，只有楚王才能切开山体，在山体内部为自己造墓。
徐州市政府收到王恺团队的最终判定结果后，斥巨资动迁了狮子山上130多户居民。
1994年11月，狮子山汉墓的发掘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正式批准，王恺带着自己的洛阳铲，又进入了不眠不休的考古作业当中。
从老张家的地窖四周开始，王恺和同志们采用了当时国内外史无前例的发掘方式——开凿天井。
如果只凭一铲一凿，狮子山巨大的体量起码要二十年才能完工，但动用现代化的铲车、吊车，三个多月内王恺团队就清理出了5000立方米的垒土和填石。
从山顶开天井往下17米，凿出12间总面积850多平方米的地下陵墓，整座狮子山的内部都被掏空。虽然打开墓室的过程很顺利，但王恺的心中也有着深深的担忧。
因为在清理墓道的过程中，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凿子印，表明了这个陵墓曾经遭受过盗墓贼的光临。
果然，当王恺第一次缓缓踏进这座封闭了两千多年的陵墓核心时，楚王的玉棺早已被打开，尸骨也被扯出了棺外。
由3400块玉片缀成的金缕玉衣，其金线都被拆下，只留下散落一地的纯粹玉衣，四周还有大量的铜质官印和钱币，看到此情此景，王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忽然，幽暗的墓室内侧发出点点光芒，在楚王的玉棺和妃嫔陪葬墓的四周，数十枚颗粒饱满的夜明珠，在历经两千多年地下水的侵蚀，依旧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周围还有青铜短剑、玉龙等诸多陪葬品。
随后，考古队正式开始了细致的保护性发掘工作。在狮子山汉墓中，共出土了17万枚铜钱，130枚印章，2000多件国家级文物。
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对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铁兵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判定其为炒钢制品，证实了我国炒钢技术的发明不晚于公元前154年。
经过对出土的铜钱、印章、封泥、兵器等的精心考证，王恺认定狮子山汉墓的主人，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并且得到了考古学界的一致认可。
根据汉墓中发现的头骨、下颌骨等，测出了他的死亡年龄在35岁至37岁之间，并根据遗骸复原了这位让王恺苦苦追寻的楚王形象。
从1977年调回江苏徐州，到1991年发现狮子山汉墓，王恺惊人的考古成果，让他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知名人物。
王恺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一生能够遇到一次重大古迹就很幸运了，而我却遇到了七次。”
西汉十二位楚王的陵墓，如今只剩四座，而王恺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找到这身下的四座陵墓，他带着和自己相伴多年的洛阳铲，继续丈量着徐州城郊外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