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如云，只有这个人能真正领袖群伦，无人不服

如果要选出一位真正领袖群伦，不管新派还是旧派都对他马首是瞻的人，恐怕只有蔡元培了。

可以这么说，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就是从蔡元培开始的，他的功绩不光在于将北大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那一套教育制度，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所以，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之父”也毫不为过。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整顿改革北大。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因循守旧而闻名，官僚作风非常严重，整个环境极不利于学术研究。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要聘请有思想、有魄力的人来主持。因此，在最重要的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上，蔡元培相中的人选是当时的风云人物陈独秀。

不过，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担任这一职位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并有一定的教育经验。这两个条件陈独秀都不具备。但这并没有难倒识才、重才的蔡元培。

半个月后，即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向教育部发出申请函，力荐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简历中，有这样的介绍：“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果然，刚过两天，即1月13日，教育部即批准了这份申请，又过了两天，陈独秀正式上任。效率之高，让人瞠目。

后经人考证，蔡元培给陈独秀写的这份简历属于很严重的造假行为，陈独秀虽然去过日本留学，但并没有就读日本著名的“东京日本大学”，后面的“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也都是子虚乌有。

关于这次造假事件，在笔者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蔡元培并未对此作出解释，但其原因已经很明显了，即唯才是举，绝不因学历、身份、年龄、思想流派而否定一个人的才华！

在蔡元培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整个北大，甚至整个学术界，都在奉行着这样的用人原则，像闻一多、钱钟书，数学考了没几分照样能进清华，还有更牛的梁漱溟，报考北大没考上，却因一篇《究元决疑论》转眼就被聘为北大讲师。

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中，既有旧派的，也有新派的，既有信奉三民主义的，也有信奉共产主义的，甚至还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有人曾总结说：在中国有多少个党派，北大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有多少个学派，北大就有多少个学派。

正是各种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学派荟萃一堂，百家争鸣，甚至互相冲击，才彻底激发出了人们心中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求，这也正是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最重要原因。

蔡元培深知教授对大学的重要性，因此他对教授极为敬重，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都是亲自去每一位教授家里，奉上该月的工资，而不是随便贴个告示，让教授们自己去教务处领。

蔡元培给教授送工资的场景，极具名士风范。到了那天，蔡元培会带上两个助手，一起到教授家门前，先让助手上去敲门，自己在一边毕恭毕敬地等着。等教授开门出来，又郑重地作个揖，这才一起进去。到了客厅，分宾主坐下，蔡元培首先高度评价这位教授在这个月的教学水平，然后亲切地问候其家人的情况。说完这几番话，助手已经将工资在里屋交给了教授的家人，蔡元培便起身，再向教授作个揖，然后再去下一家。

梁漱溟教授曾感概地说：“蔡校长对教授出乎意料的恭敬，将中华民族礼貌文雅的美德嘉行，应用到了极限。”

蔡元培不光对教授极为尊敬，对学生也是关爱备至，甚至不光是北大的学生，即使是假冒的，只要你有才华，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晚年时，蔡元培退出官场，到了香港养病。因为他的巨大声望，很多人都请他写推荐信，而蔡元培也乐此不疲，几乎有求必应。

一次，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重庆寄来一封信，说自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回到重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将自己所学回报社会，希望老校长能帮自己写封推荐信，以实现人生价值。

蔡元培看完信，二话不说，当即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寄给了一家相熟的公司。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来信说，蔡先生推荐的这位年轻人的毕业证书是假的，根本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并劝蔡先生以后要注意甄别，以免坏了自己的名声。

显然，这位年轻人是利用蔡老先生乐于助人、有求必应的特点，骗了他一回。但是，蔡元培并没有生气，而是立即回信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不要在意他是不是北大的学生，而要看他是不是个人才，如果他真的是北大毕业却没有真才实学，那也不能用，而如果他不是北大毕业却有很好的才华，那为什么不用呢？并劝这位负责人说，现在正当乱世，年轻人找不到门路，难免会用一些歪门左道，但并不妨碍他真正为国效力，千万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冒然拒绝他。

在蔡元培病重时，很多老朋友来看他，他对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在中年人和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义务！”劝老朋友们不要过多爱惜自己的名誉、身份，多为年轻人提供机会，才是国家富强之道。

不过，蔡元培并非无原则地袒护学生，有一次甚至跟学生们叫起了板。

那是1922年，正值军阀混战，北京大学的教学经费也断了来源，眼看正常的教学工作已难以为继，学校总务处便不得已出台了一项临时规定：今后的讲义将不再免费，开始向学生收费。

应该说，这项规定并不算过分，讲义收费本来就天经地义，只是以前学校能争取到足够的教学经费，才没有向学生收取，但现在教学经费已经入不敷出，重新向学生收取一点讲义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学生们可不这么想，原本免费的东西现在却要收费，立刻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虽然总务处再三解释，并保证等政府的经费一旦下来，就立刻停止收讲义费，但学生们仍然不依不饶，甚至围攻总务处，叫嚣着要“打倒沈士远（代总务长）”、“火烧总务处”。

这帮学生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个个都不是好惹的，尤其经过了五四运动的熏陶，示威游行、甚至暴力运动都已成了家常便饭，群情激奋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代总务长沈士远一看不好，早就跳窗跑了。

这时，蔡元培从校长室赶了过来，冲到学生们面前，大喊一声：“我来跟你们决斗！谁敢上来！”说着又挽起了袖子，像一头雄狮一样怒视着群情激奋的学生们。

学生们被校长的气势完全吓住了，没有人敢再说话，不一会儿就慢慢散去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在追悼会上，各界名流赠送的挽联数不胜数，其中有两副挽联很引人注目，一副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另一副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什么是“完人”？所谓“完人”，并非指自身的道德完美，而是能为他人谋福利，即使弄得自己一身泥，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完人”。蔡元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