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刘邦打下天下的战神张良，秘不外传的奇文《素书》，一睹为快了
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任过五代韩王之相。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
《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初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后世敬其谋略出众，称其为“谋圣”。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刘邦称帝后，曾问群臣自己为何得天下。高起、王陵都称赞他是因为大仁大义。
刘邦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并认为，自己能任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人，因此得天下。相传汉相张良助刘邦平定天下后，即寻其师黄石公居住的通城县张师山（张良老师隐居之山命名为张师山，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西北）。张良在张师山相距约50公里处访得一风景宜人的黄袍山隐居下来（黄袍山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东南），张良并修建了“良山道观”，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了“伐桂书院”，以授当地孩子文字。伐桂书院遗址位于湖北省通城县黄袍山大埚山谷中，伐桂书院古石碑仍存。黄袍山后人为了纪念张良，为其修建了圮桥和石墓。北宋时期诗人黄庭坚7岁随父游黄袍山，黄庭坚造访张良退隐黄袍山的“良山道观”和“伐桂书院”时，有赋诗一首：《牧童》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明清朝时期有一帝王访此山，亲书“圮直德眙”，以纪念这位汉朝时期的智相。“圯直德眙”古匾现高挂于通城县黄袍山大埚的黄庭坚故居“鲁直第”的侧堂之上。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褒城）。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入蜀的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据《仙传抬遗》记载，张良曾遇黄石公授书，读后便能应机权变，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张良还以此修之于身，能炼气绝粒，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后解形于世，葬龙首原。赤眉军起义，有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相传张良登仙后，位为太玄童子，常从太上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八世孙张道陵亦得道。又据《巢县志》记载，巢县白云山有子房洞。相传为张良辟谷隐修之地，后人置祠，岁奉香火。又陈县（今河南开封东南）天授观为奉祠之所，宋政和（1111—1118年）间封为“凌虚真人”。张良作为闻名世界的杰出军事家，必有其非同寻常的军事谋略。脍炙人口的楚汉相争的军事战例，是张良军事谋略在实践中的典型运用。张良的军事谋略使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为之神往，张良有过军事著作，即《素书》三卷。元代刘埙《隐居通议》第一卷“经史”中记载：“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妄传，世所谓素书是也。”盖郏县人著书之最古者。由此得知，张良曾有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军事著作，这是郏县人著书立说的最早记载。《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
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拾取之)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这段记载的内容较详。汉朝兴盛之后，张良和韩信共同整理兵法，在一百八十二家(《咸丰·清河县志》中的“百八十一家”有误)中取舍选择定着三十五家。这些军事著作，都在诸吕用事(吕雉临朝称制时吕氏家族掌权用事)时被盗取去了(其时张良早已从赤松子游，无非是害怕张良的威名和学识对吕氏政权造成不利的影响)。到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搜集拾取纪录整理遗留散失下来的军事著作，还是不能齐全。到汉成帝时，任宏受命论次兵书。任宏不辱使命，广采博收，将所收集整理出来的兵书分为四类。综上所述，张良、韩信论次兵书，定着三十五家，张良肯定是其中份量很重的一大家。其兵书篇数也应有许多。诸吕用事，最忌张良，盗取兵书，意在抹杀张良功绩，张良兵书，应该是损失最重，民间至今还留有吕后派兵追查张良与三千张良墓的传说。杨仆、任宏，先后收集，张良兵书应当是最为难寻。“艺文志”之中虽然未明确张良所著兵书名称，但这是郏县人著书最早的记载，足以证明郏县人具有超人的智慧，可为一喜，可为一赞；然而只知有着，未见其文，历史沧桑，令人感慨，可为一惜，可为一叹！张良死后，过了五百年，时间来到三国之后的晋朝，“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可见张良对自己这部书的慎重，因未遇可传之人，所以只好带进坟墓。晋朝时，留侯墓盗，可谓不幸，但留侯文章却因此得以传世，亦可谓一幸。有人猜测《素书》可能是当年黄石公传给张良的那部兵书，其实史料早已否定了这种说法，黄石公传给张良的是《太公兵法》，即《六韬》《三略》。《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的很清楚“（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太公兵法》即姜太公所著兵法，即《六韬》《三略》，皆为《武经七书》之一。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说的很清楚：“……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同为《武经七书》之一，被历代兵家视为经典，《素书》的思想价值得到了历代高度肯定，这一论断也为历代学者所认同。
唐朝元稹诗曰“素书三卷留为赠，从向人间说向人”，说的即是张良留下《素书》三卷赠予有缘之人。明末夏完淳诗曰“大仇既报奇功收，拂衣愿从赤松游。英风飒爽满天地，素书三卷在人世”说的亦是此事。
张良《素书》原文：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让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殚恶斥谗，所以止乱。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