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前期士人对秦的特殊记忆与书写

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以来，秦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并最终一统天下。

《史记·秦本纪》云：“孝公既立，使人请史官曰：‘昔者……孝公以商君之法治秦，……’史官皆曰‘治秦不可与谋’。”这种发展得益于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自秦孝公开始，秦国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秦孝公及商鞅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二是对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更为客观和真实。

秦孝公之后，秦国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62年，秦惠文王即位后不久便去世了，其子太子安国君即位后却未能继位。公元前312年，秦国发生了“八王之乱”，后来又相继爆发了“五胡乱华”、“五星出东方”等事件。

秦惠文王去世后，其子子楚即位，是为秦武王。子楚在位期间对秦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提升。

但是随着子楚势力的壮大和权力的膨胀，他逐渐变得骄奢淫逸、专权用事。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在未发令前便出巡郊祭山川，并在途中死于沙丘宫（今河北临漳县）。秦国失去了最高统治者后，政局开始动荡不安。

秦武王死后不久，秦国便爆发了“沙丘之变”事件。这场事件是秦武王听信了商鞅的谗言所致。

子楚上位后，继续施行商鞅变法，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秦国政局动荡不安。

《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既卒公孙鞅复为秦相。孝公既没，子楚为秦惠文王。”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对秦国的历史记忆与书写发生了变化，他在《史记》中不再以正面形象出现，而是采用了较为消极的态度来记载秦国的历史。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孝公既死，……太子立为君……（子楚）数使大夫来贺。公孙鞅曰：‘商君，法之士也；今君法孝公以治秦，则是法一士而遗君于一国也。’乃入见秦惠文王。

另一种记忆与书写视角：《赵正书》

《赵正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其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汉武帝“献媚”，以获取更多的封赏。

《赵正书》共二十卷，现存十八卷，其中包括：卷一、《秦本纪》《吕氏春秋》《管子》《史记》；卷二至卷五为“列传”，分别记载了汉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及事迹；卷六至卷九为“表”，主要记录汉武帝即位以后的历史事件。

由于《赵正书》的编纂者是赵正（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7年），所以在他看来，秦的历史记忆是他所要记载的内容之一。“史不能自见”是司马迁所言“史官不能自见”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曾提到自己写《史记》时“未尝不慨然叹息”。而在《赵正书》中，司马迁则是通过自己的历史观对秦进行了一种另类的书写。

关于《赵正书》中关于秦的记载，后世学者有不同意见。其中，王逸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了迎合汉武帝“欲媚时主”而伪造出来的。

李斯认为它是司马迁“自矜其能”所作；杨宽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保存自己的名誉而所作的伪托；李广利则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保存自己名声而故意虚构出来的。

赵正（前180—前105年），秦赵嘉之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47年）任秦国左庶长，曾出使赵国。在出使赵国期间，赵正“遇秦之贤相李斯”，“受其教”。当时秦国政治黑暗，秦昭襄王对赵正十分器重。

公元前256年（周赧王三十八年），秦昭襄王去世后无子即位，在此背景下，赵正以“内史”身份辅助秦王嬴政之子子楚（秦始皇三十七年）。

在《秦本纪》中，赵正记载了秦王嬴政即位的经过。在赵正的记载中，嬴政“十二年，秦王卒，子嘉即位”（《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在《吕氏春秋·察传》中，司马迁则称嬴政是“十一年，赵正卒”（《史记·吕不韦列传》）。公元前249年（周赧王三十九年），子楚即位（《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以后，子楚与赵正便成为了秦国的两位“太史”。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秦国的历史记录在了《秦本纪》中。但因秦王朝存在时间太短，而且处于“诸侯并起”的时代，所以《秦本纪》中并没有过多地记载秦的历史事件。

《史记》所展现的秦朝历史书写

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史学经验和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将秦朝的历史书写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用大量篇幅记述了秦从诞生到统一中国这段历史。其中，《秦始皇本纪》《五帝本纪》三篇与秦朝相关的史料最为丰富。

秦虽作为一个王朝而存在，但其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具有独特色彩的朝代。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前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

自西汉建立以来，西汉统治者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继承和发展前朝历史，包括修史、修志、编纂史书等，从而形成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一批史书。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就大量记述了秦的历史。

从《秦始皇本纪》开始，司马迁对秦朝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记载。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对秦朝各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叙述。

首先，司马迁以时间为序，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记录和描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秦朝。随后又统一了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一带，将全国划分为36郡，形成了郡县制。

这一历史进程与古代史上“五帝”之“黄帝”治天下之途径较为相似。然而与黄帝不同的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便开始修纂史书。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可以看到：“二十六年……始皇既立，乃修史籍……凡九篇……一曰《秦记》十有二卷”。

其中，《秦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史书，《史记》将其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之一，具有很高的地位。

其次，司马迁通过对秦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对秦朝在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记录。如“天下苦秦久矣……天下之赋，皆归郡县。诸侯更相诛伐……及高帝兴，诸侯更相诛伐……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孝惠时，有李斯之言，欲以郡县制治天下：曰：‘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孝武皇帝时，有贾生之谋……今陛下兴义兵以诛暴乱。

结论与反思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西汉前期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秦的正面评价，二是对秦的负面评价。

西汉前期对秦的正面评价，主要体现在对秦的功绩和功劳上，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班固《汉书·贾谊传》都曾将秦称为“功秦者”。

在司马迁所记载的史料中，班固对秦人也有一定肯定，如班固《汉书·贾谊传》称“汉之兴也，良由秦得士”；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亦称赞秦时“是以山东之人尽从其化”。

不过，班固在记载秦历史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如班固《汉书·贾谊传》载：“周室既衰，诸侯力政，人不能平。孝文帝始立，诸侯力强，乃除肉刑。孝景时大臣张释之上疏曰：‘法度所不及，罪过所当除。

今民未有度矣；民未有赏矣。’于是晁错上疏曰：‘……臣闻古之善为政者：为政以德。……今主上以私爱信于臣下，大臣不悦而附下也；士有争为君主尽忠者，君必疑之。

陛下必欲信之，请自今以后：上不疑大臣则国泰民安；大臣不悦上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所谓四者相为表里也。’”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也对秦的功业、功绩进行了肯定：“汉之兴也，良由秦得士。……此非独汉得之士也，周得之土人。”

参考文献

1、贾谊.新书.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