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改金为大清？
随着金国所征服领地的扩大，更多的民族被纳入统治范围，女真、蒙古、汉则是其中的三大民族；金国号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了出来，以象征女真复兴的金为国号，民族意义太窄，这种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甚至会妨碍到皇太极的事业。而从历史上来说，此时皇太极的目标是整个天下，而不是偏安东北，所以再固执于500年前的金朝并不现实，而且建州女真和金朝的女真族到底有没有关系也根本无法考据清楚，从现实出发，皇太极便弃“金”国号。从争天下的角度来说，“金”朝不利于建州争取汉族支持，“靖康耻，犹未雪，”汉人难以忘记金朝给汉人带来的耻辱。大明朝臣早已指出努尔哈赤“自称后金，例我衰宋”，“妖称后金天佑，辱我皇上以徽饮”。
而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一则去除了“金”国给汉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显示了皇太极觊觎天下、取代大明的意向，使那些以儒家文化为遮掩的汉族士大夫观望者们都改换门庭、效忠满清，“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从解释上说，大清国号的取义也压住了“大明”。
第一，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五行说，“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三字都带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说之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
第二，乾隆帝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御制韵诗里，有“天造皇清，发祥大东”之句。清叶德炯注：“青、清古通。”“皇清”即“大青”。青为五色之一，五色配五方，东方色青；“东”为四方之首。如此，天造东方的大清，是可以“去浊远秽”、扫清廓清南方的大明的。
第三，由“天造皇清”一句引申，“天”与“清”之间也有着关联，满洲人又视“天”为至高的存在，宗教上既显示出绝对的尊崇与敬畏，政治上亦重天命以护佑国家。而“明”字分开为日、月，“日月经天，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天包容日、月，这样，“大清”气势就在“大明”之上了。
第四，就“清明”一词而言，清犹在明上。《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礼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礼记·乐记》：“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也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另一方面，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对于本族而言其实也并没有放弃“金”。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女真民族当时不可能正确区别汉字之发音，因而改金之国号为清，乃取音声之近似耶?”孟森进一步说明：“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
有专家还指出，蒙古各部想必也赞成皇太极易“金”为“大清”。
首先，历史上女真完颜金国灭于蒙古与宋之联军，这样的旧事，既使得皇太极不愿再用“金”国号以取辱于蒙古，又使得已归服皇太极的蒙古王公也感到尴尬。在满蒙关系中，“金”由此成为一个不适宜的国号，“大清”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次，1634年十二月，蒙古墨尔根喇嘛带着嘛哈噶喇投靠皇太极；又1635年六月，皇太极得历代传国玉玺于蒙古察哈尔部。嘛哈噶喇是大元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铸造的金佛像，也是大元皇帝和蒙古大汗的象征；传国玉玺则是中国正统皇位的象征。这两件宝物归于皇太极，可能会被蒙古王公认作皇太极继承大元皇帝兼蒙古大汗之位的有力凭证。皇太极得玉玺的次年四月，即建国号大清。而大清既建，蒙古各部除承认清帝为中国皇帝以外，更承认皇太极继承了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汗统。
再次，就国号取义言，满洲大清与蒙古大元，也存在着亲缘联系。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指出：清太宗之称“清”，实为有意识之摹仿“大元”，盖彼欲师蒙古之统一中国，而泯灭外族并吞之色彩也。
元朝王恽《乌台笔补》“建国号事状”条云：“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方夸元虽纪而号未立，盖未有举行之者，是大阙然。钦惟圣朝统接三五，以堂堂数万旦之区宇，垂六十年大号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后世?愚以谓国之称宜下会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议阙下，则天下幸甚!”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太极改国号庶几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