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怎被朱元璋赶回老家

解缙一生打了很多著名的嘴仗，其中有不少“段子”成为民间经典故事。解读：才子解缙怎被朱元璋赶回老家

比如，有一次他参加同僚的宴会，有一大臣权倾当朝，对解缙的才华十分妒忌，处心积虑地想奚落他一番，就提出让解缙对句，阴阳怪气地出了上联：“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借用“锯”与“句”的谐音，讽刺挖苦解缙，解缙一听，并不示弱，于是对道：“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生怎能出蹄。”同样是用双关的修辞手法，借用“蹄”与“题”的谐音，用“老畜生”回敬“小猴子”，以牙还牙，对得工整，骂得到位，狠狠地回敬了对方。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解缙两个特点，一是的确有才，才思敏捷；二是太有个性，绝不服输，不在任何人面前吃亏。

还有一次，才子执行一件送公文任务，自觉事情重大，于是跑到到兵部要求派两警卫随从。史料记载：“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我有重要任务执行，给我选两警卫员。语气十分傲慢。于是，引起兵部人员的抵触，认为才子太摆谱了，挖苦解缙：球大个人，配什么保镖？给你当警卫跌份。解缙一听，立刻还以颜色。针尖对麦芒，现场赋诗一首：“世人爱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冇点墨，身高一丈又如何。”说你们笑我矮，怎不看看自己蠢样？把你们到起来拿大顶控，也控不出半点墨汁来，这样的蠢东西，再大有什么用呢？

史料记载，此时的解缙，与兵部人员对冲，展开了一场毒舌之战，那些人在斗嘴上，当然不是解缙的对手，解缙取得嘴仗胜利。但事后，得胜的解缙遭到兵部官员的报复。兵部最高长官、尚书沈潜可不是省油的灯。他抢先一步，跑到皇帝朱元璋面前告状。《明史》记载，洪武 2年(1390)，兵部尚书沈缙弹劾解缙,说他“非礼”。之前也有官员告过才子，而朱元璋不以为然。但这次朱元璋开始对才子产生不满。

为什么沈尚书的话朱元璋会高度重视呢？

因为这位沈尚书是朱元璋依仗的两类干部之一。哪两类干部？我们先说第一类：循吏。这个循吏即可以解释为干臣，也可以引申为酷吏，沈潜就属于这类干部。《明史》记录，沈潜奉旨制作《御制大诰》二十二篇及《谕戒》八条禁律、倡导严刑峻法，是朱元璋树立权威不可或缺的工具。

本来，朱元璋对解缙的狂放还算相当包容，但听到沈溍告状解缙种种傲慢行为，朱元璋便开始烦了。史料记载，他对骄傲的解缙说了三个字评价：“散自怒”。做事冒失，狂妄好斗。

于是，朱元璋坚定要动动才子了。或许他也是出于保护目的。他觉得，解缙毕竟太年轻，受宠日久容易锋芒毕露，若长此留在自己身边，不知还会捅出多少令他难堪的东西。于是决定“下放”才子，到地方锻炼。才子得到了实缺：江西道监察御史。朱元璋的目的很很明确，希望才子就此成熟起来。

这个监察御史，是个七品官，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隶属都察院，主要负责监督百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巡视员。这个职位，从表面上看，倒是很符合解缙的性格：率真敢言、嫉恶如仇。况且，江西道监察御史，又是巡视老家的地方官，岂不是件春风得意的事？所以解缙没有失落，以为是皇帝对自己的又一次重用。他不了解朱元璋的真实目的，是想让解缙在这个岗位上，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点，能够进行自我约束。

做了监察御史的解缙，因为不了解皇帝的真正心思，所以辜负了朱元璋的苦心。他不改争锋作风，在新岗位捅了更大的篓子。

他都捅了那些篓子呢？

首先，解缙居然挑战朱元璋最信任的另一类干部：特务。

那么，具体说来，解缙要挑战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检校袁泰。

这个检校是中国历代都有的官职，原本是一种散官言官，但到了明朝却变了性，明为“言官”，实际专查官员隐私，说白了就是特务的一种。

袁泰做了什么事激怒了解缙呢？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个最爱窥视官员隐私的皇帝。留下了很多窥视官员隐私的故事。这个窥视癖皇帝，连官员后花园里的事都刺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担任国子祭酒的官员，叫宋讷。有一次，遇到点不开心的事，独自坐在自家后花园生气。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你昨天生谁的气？宋讷大吃一惊：我生气了吗？朱元璋拿来一幅画，你看看，这不是你吗？宋讷拿来一看，数码照片一样，生气表情画得惟妙惟肖。原来朱元璋安排的特务，不仅跟踪大臣，而且还进行素描工作。而这个盯梢官员给官员画像的人，据说正是袁泰。

袁泰的事，解缙是从御史夏长文那听说的，袁泰行径不由得令同为御史的才子义愤填膺，再加上夏长文鼓励，说这事非你执笔不可。于是解缙为夏长文代笔，《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

朱元璋接到举报，传袁泰。那袁泰是很等人物，专探别人隐私，能让他人钻空子？他跑到朱元璋跟前，当面指出破绽，说这是才子背后下刀。朱元璋听了，仔细一看，果然是解缙体。于是连连摇头，对才子再次产生了不满，甚至怨恨。

我们知道，在朱元璋打天下阶段，他最稀罕的是两类人才：一是运筹帷幄的军师谋士，像刘伯温朱升那样的，能够提出高瞻远瞩、“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伟大战略；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武士，像徐达常遇春那样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到了建国之后的洪武时代，这两类人才成为开国功臣、故旧勋贵，于是就倒了大霉，被“兔死狗烹”。另外两类“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干部。那是哪两类干部呢？

一是特务。二是酷吏。

朱元璋建国后提拔的两种“人才”，基本都属于这两类干部，担任过右丞相的杨宪，就是个特务头子，检校出身，后又进中书省，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还有炙手可热的左相胡惟庸，就是通判出身，十足的酷吏气质。他们都可以称为朱元璋亲自选拔任免的高干。这些人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就像藏獒一样，只认一个主人，其余人无论和皇帝是什么关系，都可以撕咬。

那么朱元璋培养这些干部要达到什么效果呢？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倒是很直率说:“我养这这些人，犹如如人养恶犬，人见人怕。”文武百官遇到这些人，就像遇到狂犬了，必须拐弯跑，要直接撞上很容易被咬，咬上可就没救。在这两种干部的监督下，哪个大臣的一举一动能逃出皇帝视线？哪个大臣敢对皇帝动一点“歹念”呢？

而解缙得罪叫板的，恰恰就是这两种人。这不是专捅老虎的敏感部位吗？

解缙得罪的袁泰，沈潜，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不一，有说是廉洁奉公，执法严明，难得的循吏，也有说是专门刺探官员隐私的特务。不管史官和民间怎么说，在朱元璋眼里，他们绝对是个“忠臣”。而解缙和皇帝“忠臣”树敌，可有好下场？

酷吏沈潜，特务袁泰，他们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两类干部，而才子却将他们全得罪光了，这让朱元璋如何是好？在朱元璋心目中，特务酷吏是非常实用的工具，而才子只不过装装门面而已，门帘和工具，显而易见不是同等比重。

而解缙完全不知这一点，继续恃才放旷，嫉恶如仇，最后又拨动了朱元璋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给自己的第一次政治生涯划上了休止符。

才子又做了什么冒失事呢?

那就是：呼吁平反李善长。《诉韩国公冤死状》，为胡党案牵连被杀的李善长鸣冤。

在这封诉状中，解缙明确指出，定李善长谋反实在太牵强，他曾经已经位极人臣，怎么会跟胡惟庸造反呢？即便造反成功，他还能当皇帝吗？只不过还是臣子啊？再者，老人年事已高，犯得着再去打拼一番，去干一件看不见希望的事吗？

应该说，解缙的分析有理有据，相当到位。但是，这一次却引起朱元璋的强烈反弹。朱元璋接到怨状，仔细一看，这是公开为胡党余孽鸣不平，再仔细一看，感到有点不对味，这不是王郎中的力道，还是解缙体啊。终于对解缙动了真怒。

可以说，对于胡党系列的李善长案，解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无论是胡惟庸还是李善长，都是朱元璋必杀的人。不杀那些功臣，皇帝龙椅能坐得稳吗？而你解缙，先向皇帝信任的人叫板，又为皇帝必杀的人公然鸣冤叫屈，再惯着你，这还得了吗？才子越界太甚。朱元璋失去了宽容耐心，于是对解缙彻底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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