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神坛的三国悲剧人物
1、何进：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一般是指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三家归晋这近100年的时光。何进不幸成为第一位出场的悲剧人物。所谓走上神坛，也就是站在掌控天下的台前，可惜许多人接触最高权力，带来的不是建功立业，而是付出生命代价。何进在184年进位大将军，189年拥立汉少帝权倾天下。如果何进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权臣，那么以大将军、国舅的威仪，对宦官势力“诛除元凶”或“削夺权势”，大赦天下，革故鼎新，东汉走出桓灵乱世，也是存在天赐良机。可惜，何进作为外戚，对于宦官作乱的主要原因不明了，弃用曹操的建议，最终酿成董卓之乱，自己也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3、王允：王允属于董卓联合的文士集团，其实当时只要不反对董卓专权（如同后来曹操专权），文士集团还是受到董卓重用的，无论谁有政治野心，都必须依赖能够治理天下的文士集团。王允隐忍不发，按照联合文士集团中的反董力量，甚至做好了董卓心腹吕布的“统战工作”。于是，文士集团与军人集团联手，董卓的政治地位也就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王允站到了当年何进、董卓“独霸朝纲”的位置。这时，如果王允能够听取意见安抚反对派人心，或者派遣西凉大将皇甫嵩收编董卓旧部，也许本就没有李催、郭汜的兵变。看看后来司马昭对淮南之变的宽容，那才是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明智之举。后来把李催、郭汜这些西凉将校逼反，文士集团又只有吕布可以依靠，关东诸侯作壁上观，王允这样幼稚的书生也只能血祭神坛。
5、袁绍：如果说关西集团领军人物是董卓，董卓死后是李榷，那么关东集团领军人物则是袁绍，袁绍死后则是曹操。不过，袁绍利用家族基业拉起了讨伐董卓的“联军”并担任联军主帅，但是他却缺乏掌控关东集团的野心与智谋。关东集团，由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人脉关系，有江东猛虎孙坚这样的先锋大将，由曹操这样的战略规划大师，如果袁绍有决心“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可以说他站到了巨鹿之战后项羽的位置。即使支持孙坚击破董卓可能会使孙坚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其他诸侯在事成后岂能坐视江东孙坚“暴得大名”？袁绍完全可以让孙坚充当一回刘邦入武关的角色，然后率领大军进入关中。只要不再犯“鸿门宴”的错误，谁说袁绍不可以恢复汉家秩序？即使袁绍无意成全孙坚，他也可以在李催、郭汜进逼长安时及时援助王允，“功高不过救驾”，救了汉献帝和司徒王允，这种功劳足以让他力压群雄。即使要等到王允死难、献帝迁播，袁绍也应该即使“挟天子以令天下”。毕竟，恢复汉家秩序比起另立朝廷，还是要容易得多。一旦事成，模仿王莽要求皇帝“禅让”，又有何难事？当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决战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袁绍与曹操的军阀战争，而是袁绍与朝廷之间的战争——即使袁绍取胜了又能如何？对于汉献帝，袁绍难道还可以弑杀不成？所以，既然必须面对汉献帝，何不尽快下定决心？
6、曹操：如果说袁绍是关东集团的领军人物，那么曹操则是关东集团的后起之秀。参加会盟时，曹操是没有“股权”的，只能是代理奋武将军，成为袁绍的“马仔”与智囊人物。不过，随着董卓的覆灭，关西集团无暇东顾，袁绍领导的关东集团也就顷刻间作鸟兽散。袁绍趁机夺取幽州，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夺取东郡。后来，曹操一步步走向成熟，从东郡太守到代理兖州刺史，而“奉天子以讨不臣”，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则开始了曹操恢复东汉王朝秩序的艰难起步。曹操不再是袁绍的“跟班”，而是许都朝廷的“司隶校尉，兖州牧，录尚书事”。虽然曹操被迫将大将军名号转让给袁绍，并承认诸侯割据的现状，但是曹操毕竟在“尊王”的旗号下赢得了文士集团的支持。袁术、吕布、张绣、袁绍等一系列竞争对手先后出局，曹操在208年恢复西汉制度，出任丞相，开始了“谋篡”关键的一步。赤壁之战、汉中之战先后失败，曹操只能通过“加官进爵”的“倒行逆施”来巩固统治，“汉相”沦为“汉贼”。虽然曹操武力经营恢复汉家天下，功在不赏，他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但是曹操完全可以不急于进位魏公、魏王，要知道“非刘氏而王”的社会压力。曹操只要是“录尚书事”从而控制东汉朝廷，抑制军事集团的政治欲望，与文士集团分享政权，岂不可以再次恢复光武以来的汉家秩序？后来曹丕称帝，表面上是曹家建立帝业，实际上是曹家承认孙家、刘家三分天下。如果说“后台老板”时曹家可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那么曹家粉墨登场后就只能内部自伤残杀，结果酿成高平陵之变（曹家子侄都被禁锢，从而困守坐视司马氏取而代之）。看看德川家康就知道，后台老板往往比起前台老板更自由轻松。曹操一生都在经营汉室，结果却留下千古骂名，而且为子孙挣来的“皇帝”头衔，数十年后就被司马氏抢走，高平陵之变曹家子孙几乎被诛杀殆尽，而从220年曹操病逝到249年高平陵之变不过区区29年，值得吗？一旦掌握政权，马上骨肉相残，后来的司马氏也如此，这就是政治权欲酿成的悲剧！
7、曹睿：曹魏集团的奠基人当然是曹操无疑，但是掘墓人许多人认为是司马懿或曹爽，烟雨先生则认为是曹睿。作为受到曹操疼爱的孙子，曹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在曹操立曹丕为世子时内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曹睿在能力上当然超过曹丕，但是可能是长期压抑的缘故，一旦放纵起来也是曹丕不可以比的。曹睿英年早逝，与他纵欲过度有关，而纵欲过度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子嗣。按照惯例，没有子嗣的皇帝一般是传位给胞弟（皇太弟）或亲侄子（黄太侄），必要时可以过继胞弟或堂弟的儿子作为养子，从而继承大位。无论是弟弟继位还是侄子继位，皇位依旧保持在曹操子孙之内，因此在血缘关系上来说，新皇帝具有血缘上的合法性。可是，曹睿采取的方法确实抱养“来历不明”的孩子作为继承人，所以史家一般认为239年曹睿病逝曹魏已经灭亡。而此时，作为辅政大臣的竟然是曹操养子曹真的儿子曹爽，而不是曹操子侄。可以说，曹睿由于自己的个人考虑，断送了曹魏江山。恰恰是在祭祀曹睿时，司马懿发动兵变，曹魏江山易手。如果曹睿按照皇朝惯例传位给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与曹睿平辈），或者是亲叔叔曹植的儿子曹志，然后叔辈辅政，司马氏岂能轻易夺取江山？
8、曹爽：作为曹睿死后独揽朝政10年之久的曹爽，已经站在了决定历史命运的神坛上。不过，从239年曹睿托孤到249年司马懿政变，在10年间曹爽竟然不能有所作为，可见其能力极其一般。其实，一流人物不需要自己拥有一流的才智，只需要善于听取谋士意见即可。桓范的才智当然不在司马懿之下，可是曹爽对桓范却像吕布对陈宫一样，“言不听计不从”，结果10年经营毁于司马懿两天的政变。如果说王允的失败是因为不懂得政治家的权变，那么曹爽的失败则是不懂得政治的残酷，轻信政治对手的花言巧语就解除武装。这一代纨绔子弟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不知道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曹爽明知不敌司马懿，那么就应该开放政权，放出对自己没有威胁的曹家子弟，从而制衡司马氏。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方面曹爽自知不敌司马氏，另一方面却对曹氏子弟严加看管，结果当然是身死国灭。
9、诸葛亮：作为刘备死后蜀汉的“相父”，诸葛亮是隐名老板。面对刘备强行发动夷陵之战惨败后的惨淡局面，诸葛亮需要的是恢复与东吴的盟好，共同对抗曹魏。在《三国志》中，司马懿、刘晔等人都认可“诸葛亮擅长治国”，这就说明诸葛亮属于萧何式的治国良才，而不是韩信式的疆场名将。因此，诸葛亮需要的是留在成都辅政，重建西南汉家秩序，并在外交上尽量避免战争损耗。汉中、川西，经过战国以来的历代经营，已经是经济富庶之地，一旦诸葛亮加以开发，即使蜀汉不能“北定中原，还于旧都”，那么也不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三国政权。以诸葛亮的才智，他当然知道曹魏正处于盛世“此成不可与之争锋”。这时，诸葛亮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以汉中太守魏延看守北方门户，从而等待“天下有变”。可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阵，虽然诸葛亮取得一系列战役胜利，但是司马懿却取得了战略胜利（阻止北伐），而且使司马懿在曹魏地位急剧上升。其实，诸葛亮的反间计已经初见成效，可是诸葛亮过早北伐却使司马懿重新被启用。如果诸葛亮不出兵关中而是趁势招降孟达，也许可以开辟两个战场。诸葛亮在自己不太擅长的军事领域与敌人决斗，而不是在最擅长的政治领域，于是酿成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我一直为诸葛亮鸣不平，如果诸葛亮留在成都辅政，魏延部署在汉中抗击关中魏军，赵云与其他将领协同收复新城，也许才是上策。
10、孙权：象孙权这样在兄长基业上“坐领江山”的“官二代”，能够建功立业的不在少数，而能够与奸雄曹操、枭雄刘备对决不落下风，实在不易。从200年孙策中箭身亡孙权开始执掌江东帅印，到208年联合刘备击败曹操，孙权已经成为江东实际统治者。虽然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样的一流名将辅佐，还有张宏、张昭、诸葛瑾这样的名臣相助，如果孙权要建立不世之功，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看看孙策死后孙权对张昭的态度就知道，孙权不及孙策——所谓得（贤才）师者为帝、友者为王、臣者为霸，看看孙策对张昭执弟子之礼而孙权对张昭只是视为元老重臣，我们就知道孙权的气量只能容纳江东，而不是天下。看起来孙权是很风光，从割据江东到席卷吴楚，从草根到帝王的神话，此前也只有刘邦建立过。但是，孙权一方面对亲人刻薄寡恩（看看司马昭对司马师的态度，就知道孙权对孙策是何等狭隘），另一方面对于名臣陆逊等人也是逼死而后快，对于自己的太子也是屡次废立，结果孙权以后的所谓帝王只能朝政控制在权臣手中（孙皓除外）。如果孙权能够继承孙策的礼贤下士，重用张昭、诸葛瑾、陆逊等名臣，对于太子严格管理，也许不会有后来的悲剧。所以，陈寿认为孙吴灭亡根基在孙权，也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