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变法利弊认识清晰但陷入党争，导致自己被新旧两党排斥
在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宋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东华门唱名”，进而成为帝制时代附庸于“王朝统治”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事准则，无一不是为了“王朝统治”服务。
在这种价值观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么重要。如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了将以“武人”入枢密院的狄青赶出朝廷中枢，不惜捕风捉影，有意诬陷，手段之恶劣，与他后世的“文名”相差极甚。
但是，只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因素，就不难理解欧阳修如此做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据乱政，荼毒天下两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国开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以避免再次出现“武人乱政”的情况。狄青以武人入两府，显然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欧阳修看来，驱逐狄青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正确行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政治无道德。他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只可以将生于那个时代的欧阳修看作一个合格的政客。
再看苏轼，他在反对新法之初，理由和旧党大致相同，无非是新法改易过甚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等等，并因此遭受新党迫害十余年。直到旧党上台，当司马光打算尽废新法时，苏轼却没有和纷纷起复的旧党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地站出来反对尽废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新法自熙宁年间开始已经实行十余年，百姓也渐渐适应习惯了，虽然仍旧有着种种弊端，可再贸然尽废，与熙宁年间骤然变法，折腾百姓不是如出—辙吗？
在苏轼看来，尽废不如增添修改，废除那些所谓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这种施政态度显然是更客观，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尽管司马光与之交谊颇深，而且在“乌台诗案”发时，又对他多有营救之举。可他仍旧站出来，用近乎于“撕破脸”的举动，与司马光据理力争。
但是，这在“党争”极甚，旧党清洗报复新党的元祐年间，可谓极度特立独行，没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敢站出来和旧党首领进行公开争辩。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苏轼奉命起草制文。当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夹带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制文中非但没有对新法予以贬损，反而客观评价了新法在多年实践中的完善与进步，肯定了它对国家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见得，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与绝大多数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对新法的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深刻、全面。
司马光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释，当司马光决定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站出来进行反对。
变法极其必要，已刻不容缓
北宋开国以后，就处于一种“先天不良”的状态：对外，通过军事渠道拿辽国、西夏毫无办法，只能一方面花钱买平安、一方面豢养规模庞大的军队寻求心理安慰；对内，由于刻意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出现了大量需要国家出面供养的文人、官员，而且还呈现出滚雪球一般的姿态。
因此，经过短短几十年，北宋就出现了严重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即所谓的“三冗”，经济压力巨大，加上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许多优秀政治家都提出了改革图强的主张。
早在宋仁宗期间，范仲淹就以参知政事的身份，提出了革旧除弊的十条举措，涵盖了军事、经济、吏治、科举等方方面面，比较重要的建议包括恢复府兵制、改革科举、加强官员考核。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庆历新政”由此开展。
范仲淹
然而，即使旧制再不合理，但因牵涉到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任何试图对其进行改变的举动都会招致山呼海啸般的反对。因此，范仲淹在位不到一年、改革主张几乎还没有得到落实，就在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声中黯然离职。
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才有庆历新政。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原因在于庆历新政只讲裁减官员，节约开支，这显然导致大量官员利益受损。
王安石变法仓促，手段粗暴，结果很失败，更是有功利目的
庆历新政是节流，结果失败了。自然，王安石就主张开源。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能是笑话。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变法高潮时达到1.2亿，看起来增长了。却是民不加赋吗？
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没有殖民掠夺，增加的70%税金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贵族地主缴纳的？算上过程损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税务负担。可国用依旧不足。
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只是掠夺民财，而非开源节流并举，没有针对三冗进行任何改进与修订完善。所以王安石变法，于国家财政局面、地方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无一成果。
当王安石的学生，八品官的安门上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向宋神宗呈递《流民图》，变法也就彻底破产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因变法未能达到目标也因为变法过程仓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将责任推到反对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辞职胁迫小皇帝宋神宗处分反对派。
显然，率先破坏君子政治传统的新党，必然遭到旧党报复。
宋神宗驾崩后，司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将所有新法一一废除。然而这仅仅只是司马光对新党蛮横变法的政治清算。司马光没有改变三冗的办法，甚至没有试图解决问题的勇气，所以苏东坡很反感。
新法虽好，但确有弊端，苏轼反对新法中的弊法，不等于支持旧党
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确实有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这也是历代改革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时，最容易出现的通病。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新法改易过甚，骤然实行又急于求成，唯恐百姓难以适应，而折腾过甚；2、新法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之处，除了有与民争利的情况，还过于繁杂，容易为胥吏所乘，反而与初衷相悖，因此劳民、害民。
募役法
如雇役法执行之初，以钱代役的做法在理论上固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各类名目过甚，征收标准又繁杂难以统—，地方胥吏具体执行时，往往就成了“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重复征收。
而且，宋代全国经济水平高低各异，对雇役法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对受欢迎，在北方等地则恰恰相反。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急于求成，新法中的雇役法就很容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还有被诟病为“与民争利”的均输法，朝廷命地方广置官署，用以“徙贵就贱”，具体办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施敛财之法大体相当。
“徙贵就贱”在遭受灾害歉收地区以高物价折征钱币，然后用所征钱币到丰收低物价的地区采买物资，这种做法用近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
而且，官买官卖在实际操作时还会出现“非良不售，非贿不行”的情况，东西不好，没有回扣，就别想成交，强买强卖更是等于再扒掉百姓一层皮……长此以往，与杀鸡取卵无异。
桑弘羊
汉武帝时，桑弘羊以此法敛财是为解决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只做权宜之计，一旦有所缓解即行作罢。可如果当作常法，显然并不合适。旧党反对“均输法”，这一点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党为打击反对派，将旧党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渐控制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不再能够“言及乘舆，则天自动容，事关廓庙，则宰相待罪”。自此，台谏官员成为新党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苏轼所明确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曾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做过—系列抗争。
如熙宁三年（1070年）春试，苏轼与王安石就叶祖洽是否能够得中状元一事发生争执。争执的问题表面是叶祖洽当否得中状元，但实际却是新党和旧党围绕着新法进行的一次较量。彼时，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叶祖洽当然得中，旧党—败涂地。同年十一月，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
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出于公心，但再次卷入党争，朝政翻天覆地
如果将苏轼自请外放看作新旧党争第一阶段的落幕，那么“乌台诗案”显然就是党争进入第二阶段的高潮。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朝政，同时，御史李定也跟风弹劾其四大罪状，指斥苏轼在谢恩表中对宋神宗“心存怨愤，包藏祸心，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苏轼被锁拿进京，关进监狱。
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苏轼友人均因“乌台诗案”而受到牵连。
王安石
面对那些类似当初范仲淹面临过的反对声，王安石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理论，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秉承这种思想，王安石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那些即使客观上具备合理性、只是因为视角不同的建议，也被他视为反对变法的顽固思想，被他予以严厉打击。甚至那些曾经的朋友、同仁，都被他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此，史书有一番总结：“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即，那些王安石曾经的支持者乃至好朋友，都遭到了他的打击。其中就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其中，司马光很具备代表性。
当初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提出的役法改革主张，其实跟王安石“免役法”一脉相承；同时，两人关于改革的方式意见相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彻底否决过往机制的模式，认为应当有的放矢、有所区分，那些好的政策应该保留，而诸如皇权高度集中、官员队伍管理失衡、三冗三费等毛病都应当被改革。
司马光
但是，王安石并不接受这种有“和稀泥”之嫌的意见，而随着双方矛盾的加剧，两人几乎完全撕破脸，当王安石受到宋神宗重用、全权负责变法的十多年间，司马光故意不问政事。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二人反目成仇，司马光也走向了极端，变成“为了反对而反对”，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都予以痛斥。
党争愈演愈烈，这也为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以后报复新党埋下了引线。
直到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司马光、苏轼等一干旧党官员纷纷复起。旧党在清洗报复新党的同时，又决意尽数废除新法。苏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来，与曾经积极营救他的司马光进行争论，认为新法不应尽废，而是应该去弊存益。
这种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人们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马光很快去世，旧党分裂成蜀、洛、朔三党：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内斗之激烈不输于新旧党争。朝政之败坏，已经不是孤儿寡母所能操控、逆转的了。
苏轼
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苏轼不堪台谏的诽谤和攻击，决定自请外放。但彼时太皇太后对他颇为器重，再三挽留而没有成行。直到十月间，攻讦愈演愈烈，苏轼不堪其扰，只得再次上书请求外放，终于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来自旧党内部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
因为太皇太后的器重，苏轼能够安稳外任，而后又以兵部尚书被召还开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后崩逝，新党再度得势，他这种屡遭攻讦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彻底终结。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中的章惇、吕惠卿等人得以复起，新法随之又尽复。此时的苏轼诚然意识到了危险，但还是秉承着一贯原则，上书哲宗，委婉劝谏；对太后临朝时所行之政应循序渐进地改易。
只是哲宗苦于太皇太后挟制久矣，新党恨于旧党报复迫害亦久矣，一场新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已经在所难免。
从王安石变法到不分是非对错的党争乱政，苏轼一直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无论反对新法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始终以国事和百姓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党派利益”作为行事准则，这在帝制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伟大的苏东坡，真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苏轼提出《寒暑论》，明确承认变法必须进行下去，但坚决反对新党的操切，同时也反对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的行为。也因此，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不断被新党与旧党来回折磨，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改。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才能是出类拔萃的，但说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为文学和政治不是一码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这类人，文学水平一流，政治水平却一般。这就是他们当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苏东坡不一样。他不但文学才能出众，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学就不用说了，苏东坡无论是在中央当官还是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政绩都是很显著的。他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在西湖所修的苏堤，今天还有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之时，成了变法的反对派。而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过程中，他又成了反对派。永远的反对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远的倒霉派。让这样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官场上的失意之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苏东坡成为反对派，不是因为苏东坡错了。无论是他反对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反对司马光，历史都证明苏东坡没有错。但是，坚持正确未必就会得到好处，有时反而会倒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为改革家，历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马光做为史学家，历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历来的史论家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称为君子之争，所争的是是非问题。两个人都是君子人格。这与明代后期官场之争是大不相同的。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学者个性，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则性很强，守规矩而灵活性不足。苏东坡与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异。苏东坡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处事之时，常常不囿于成规，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时居然敢编历史典故，就是一个证明。
王安石变法之时，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一点点解决。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较急。他希望对大宋朝各方面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对一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当了神宗的参知政事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内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活动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进过快方面等等，都影响了变法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苏东坡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当时的情况之下，王安石得势，又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变法大政不可改变，这时，一些只图升官发财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门下。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个人谋利的因素，远远大于富国强兵。所以，出现了许多侵害下层利益的事。这些事情，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原因。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变法。而是反对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王安石要强力推行新法。不允许有反对派对变法大事进行掣肘，于是，苏东坡只能靠边站了。
王安石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恐怕会明白苏东坡有时泼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苏东坡从黄州赦回的时候，路上曾去看过王安石。王安石曾对他说过一句名言：“礼法乃为我辈所设耶？”
司马光上台之后。决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经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有必要全部废除。只要废除百姓们意见大的，无法坚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办事的时候，都是一根筋。司马光废新法的原则是，凡是王安石弄出来的，一律废掉。这种绝对化的办事方式，又受到了苏东坡的反对。他甚至指责司马光：“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但司马光也与当初的王安石一样，“光笑之。”对此置之不理。因此，苏东坡又进入倒霉时段。
总之，苏东坡成为永远的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错了。恰恰因为他对了。因此倒了霉也无怨无悔，正是苏东坡正直可爱可敬之处。他的人格比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小人们高尚的多了。苏东坡能成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赋极高的文学才能之外，还有他出众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因为苏轼是一个真正关心民生疾苦，忧虑国家存亡的士大夫。所以无论是前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期司马光废法，苏轼都选择追随自己信仰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