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文史宝藏《资治通鉴》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着作中，《资治通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部集合了诸多历史文献编纂而成的辉煌巨着，为后世人们了解北宋王朝以前的历史，提供了诸多的依据。至今，它依然是学者身边的案头书。
它的主编是夏县人司马光，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着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爱读史书，7岁时听老师讲《春秋左氏传》就很感兴趣，回家后能头头是道地讲给家里人听，这部历史名着对他影响很大，他能写出《资治通鉴》，是和这部书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司马光从小聪明伶俐，有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捉迷藏，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水缸里，其他孩子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缸，水流出来后，那个孩子得救了。司马光的机智勇敢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时间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着作虽然繁多，但是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通史，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编。最初司马光用了两年时间，写成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共有8卷，名叫《通志》，宋英宗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立即下令设置书局，作为编书机构，要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宋英宗允许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准许他借阅官府藏书。司马光成立书局时，邀请了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刘恕、范祖禹等做助手，共同编写这部通史。
宋神宗做了皇帝以后，也认为《通志》这部书不但可以帮助了解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而且书中记载的历史好像一面镜子，可以常常对照借鉴，因此，他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的意思，“通”是从古到今，“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这部书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开始编撰，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19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光是初稿就堆了两间屋子。司马光虽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历任开封府推官、并州通判、龙图阁直学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政治上十分保守顽固，但在编《资治通鉴》过程中，却极为严谨负责，一丝不苟。每天很早起床工作，直到深夜就寝，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地做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圆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称为“警枕”。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着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着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着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着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着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着，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着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着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着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