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藩镇：唐朝历史的断面

放眼唐朝，不能不捕捉这样一个断面藩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特色的历史现象。然而这个现象的褒贬之论，怎样评述呢？是毒瘤还是抵御外敌的堡垒？要辩证地看，更要客观地解读，功过是非都清晰地刻印在历史的碑石上。

“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唐玄宗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巅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杰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戍边军镇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