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商业研究

宋元之际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中期，社会的各种机制运行至此，都各自体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商业也不例外，此时进入它发展的繁荣时期。有些学者根据宋的商业经济将此时的中国类比于西方的近代社会虽然有失偏颇，但是足以反映出商业的繁荣景象。

宋代商业的发展依托于社会的整体经济力量增强。首先农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很快，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南方水稻田的开发，使水稻面积扩大，总体耕地面积也达到了5亿亩，人口达到1亿2千万，资源与人口的配置基本合理。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快，经济作物开始广泛种植，而政府向农民征税不再采用实物形式，而逐渐实行以钱代税，王安石变法时，又推行以钱代役，赋税的货币化直接推动了商业交换的发展。第三，手工业技术水平很高，手工业蓬勃发展，如陶瓷，就有官窑、汝窑、钧窑、定窑等等品种。

工商业人口急剧增加，各种消费品需求量的增大，也拉动了商业的发展，并使某些产品开始向全国的长途贩运的趋势发展。

长期以来，从事转运的商人便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法则：“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粮食这种大宗的日常生活用品，其交易往往只能是在产地及附近地方进行。历代政府虽也通过漕运从产粮区转运一些粮食到京都，但都限于政府组织的官运，一般商人则不敢问津。随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隋唐时期，漕运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漕运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汉人提出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唐人基本上也还是恪守的。

北宋时期，随着漕运的发展，商贾们则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而不顾，争先恐后地挤上长途贩粮的征途。商贾长途贩运粮食，虽然只是北宋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朵小小的浪花，然而作为商业运输史上的一种新气象，它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有着积极的影响，促使南北经济交往不断发展，使自然经济那种封闭、分散的惰性受到冲击。同时，粮食这类日常生活必需品突破地域的限制进入市场，也反映出依赖粮食市场的非农业人口增多了。吃商品粮的人，一般说来已基本脱离自给自足这一范畴，他们本身不从事农业生产，需依赖市场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发展必然使自然经济受到削弱。

由于长途转贩粮食的出现，使长途贩运经商服务的对象也起了变化，它不再仅限于皇室贵族。商贾长途贩运的商品，过去多是以奢侈品为主，以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为目的，因而这种交易的范围十分窄小，它与广大的社会下层几乎没有关系。而粮食是日常生活用品，不仅供应皇室贵族，一般百姓也需要，这类物资由长途贩运进入市场，便使交易的范围由皇室贵族扩大到一般平民百姓，从而活跃了商品经济。

宋时期商人不仅长途贩运粮食，也长途贩运茶叶。茶叶是江淮以南的区域经济作物，长江流域的气候、土壤均很适宜茶树的生长，特别是山地和丘陵更为有利。北宋茶叶的产地，以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等地为主，而产地只能消耗掉部分茶叶，其余大部分要运销到北方和西北边界地区。由于贩茶为利甚溥，商贾趋之若鹜，他们不顾长途跋涉，借助漕运的优势，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茶叶是一种商品性的经济作物，它不同于粮食，大量的粮食供给市场，往往是作为一种自给自足以外的剩余部分而被售出，并非是商品性生产的结果，生产粮食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茶叶生产却与之不同，茶叶生产本身便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人工种植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卖。

繁荣的商业促使城市发展，北宋时，东京汴梁是第一大商业城市，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中有详细的描述；南宋时，杭州则是商业大都会，商税收入居全国之首，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达到近百万，乃至于元朝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赞叹不已。这些经济中心作用非常显着，其周围都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这些以城市为中心，以镇市、墟市为基础形成的蛛网式区域市场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然组合、联结起来的，反过来它们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使城市发生日益显着的变化。

随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晚唐以来已经衰败的坊市制度，至此完全崩溃。坊中的住户打通墙壁，临街设门开店营业，市中的商人则拆墙，扩大商业活动的空间。概括而言，城市商业分布与交易行为变成几个格局：一种是商店脱离同业街区的限制，各自独立分散各处；一种是多数同业商店或商贩的交易仍集合在一地点。一般地说，日用商品的零售店铺和粮店多倾向于分散到各街各巷，以便利消费者的购买；特殊商品如金银、珠宝、彩帛和一般商品的批发分别集中于一定的街巷，如汴梁有果子行、姜行、纱行、肉行、青鱼行等等专门街区出现。

在坊市分区的空间限制被取消的同时，商业活动在时间上的限制也被彻底打破，许多城市中商业活动通宵达旦，夜市中除却大众化的食品和用品之外，还有一批大酒楼存在，城市居民过着“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能断愁”的生活。如东京城内的夜市可以说是遍布大街小巷，其中有东京一流的正店，也有当街就买的小摊小贩，《东京梦华录》一书有大量的记载，在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也能反映出来。在逛夜市的人当中，除了男性市民和妓女之外，也不乏夜游的仕女。瓦肆勾栏是东京市民夜间活动的另一主要场所，其中表演的有杂剧、曲艺、傀儡戏、影戏等。

宋元时期，乡村的草市、墟市大量增加，并且在此基础上，设立固定性的店铺，不再是局限于定期开市，而是日日开市，于是在中国商业史上，也是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镇（镇原来是军事设置，宋元时，已经不存在军事功能，变化为经济功能了）。

镇一般由官方派员管理，由于镇往往是商业经济活动的结果，它的繁荣程度经常盛于县城。镇的存在，使草市、墟市这些农村基层商品交换活动地带通过镇与城市发生联系，此时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市场体系开始建构。通过城市镇农村市场的有效连接，农产品通过赋税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变为城市与农村的双向流动，大大提高商业活动能力，形形色色的商人很是积极，有小商小贩，也有大量批发。宋代的工商业镇市发达繁华程度可与一般州县城市相媲美，据统计，北宋全国千余郡县城市中商税额在5000贯以上者323处，镇市则达178处。

宋代的商业活动中商人的群体很大，存在着“全民皆商”现象。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从药房医师到寺院僧侣，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宋代官僚经商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与商人、高利贷者形成了互补融合趋势。农村出现的了“虚市”，则为广大人民经商提供了广泛的场所，自耕农弃农经商也是普遍现象。

巨大商人群体就促成商人组织行会的出现。中国古代的商人传统上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从事商品贩运业、没有固定营业店铺的商人，“坐贾”即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的本地商人。宋代以前，在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下，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较少，统一的营业时间、统一的价格体系、严格的质量检查和同业人一块列肆经营的行肆制度，使同业人之间的竞争较为和缓，尚无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大的商贾多从事或兼营贩运贸易，而且一般不挂名市籍，成为与市内“坐贾”工商业者相分离的力量，且“行商”影响大，坐市列贩卖的主要是出身低贱的中小商人。至唐代私人邸店业的蓬勃发展，“坐贾”已成为商人阶层中的重要力量。外地客商常常受制于本地坐贾，有些大宗商品不经过本地的大商人就难以出售。由于坐贾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于是宋代的一些客商向坐贾转化，大多数以自己的居住地为经营中心，后来出现固定收购地和固定销售地的“拴两头”的商人，这些大商人在市内开设颇具规模的邸店和商铺，建立了专业化的批发市场，形成了行会。不过，宋代的“行”与汉唐时期的“行”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汉唐的“行”是在组织上受官府控制、在经营上受客商支配的组织，不具有行会垄断市场、排斥异己的基本功能；而宋代的“行”则是既受官府和客商制约、又有力量同官府和客商抗衡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是中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态。

商业的发展对货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货币流通量需求的增大，北宋中叶每年的铸币量已经超过盛唐十几倍，但仍然不够用；二是流通量需求增大后，对信用货币的要求增大，因为信用货币发展后，可以使商业活动更为便利，于是金属货币向纸币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出现了相当于现今汇票的飞钱。

而货币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财富形式。在财政总收入中货币是最大的一项。在普通家庭生活中，货币支出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有诗曰：“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货币的力量对社会秩序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快，“富儿轮流作”，“千年田换八百主”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在经营活动中发财致富的人可以通过货币的力量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由于货币力量的冲击，宋代土地买卖频繁，商人甚至佃客可以转化为地主，而地主也可因失去土地而沦落，这些都是货币所起的作用。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极为发达。宋承隋唐五代之制，海上航路不断拓展，大批中外商人扬起的风帆，驰骋于黄海、东海、南海与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中，把东起日本、朝鲜半岛，南及爪哇、印度尼西亚群岛，西至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东岸、北岸的大片国家和地区连系起来，形成了宋代频繁荣盛的瓷器香药国际贸易新格局。

东西方对物资之需求，往往经过番商在中国口岸交汇中转，当时中国的广、泉、明三州已是名闻遐迩的国际海港。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宋王朝建立后，专门设置市舶司作为海港管理机构，市舶官员除抽分、博买职能外，还负有治安，在人事方面招徕和组织番舶往来贸易，主持崇祀海神仪式，排办筵宴犒劳番商的责任。番舶进出港湾，基本上要派兵迎送，保证安全。市舶管理机构尽管常有兴废，却是兴多废少。由中国远洋帆船连系着的瓷器香药海上贸易中，宋代政府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是十分惊人的。11271134的7年间，仅蔡景芳一个纲首在泉州港缴纳的关税即达98万缗，而泉州港对于广州口岸来说，吞吐量10%还不到。外贸的发展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宋代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特别在造船、陶瓷、制茶、造纸、印刷、纺织等行业中尤为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