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可汗
“可汗”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首领的称号，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皇帝。“天可汗”作为一种称号，始于唐太宗李世民，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这与唐初李世民君臣励精图治的文治武功密切相关。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东突厥颉利可汗乘此机会亲率十万大军，直逼渭水，驻兵便桥之北。唐太宗正以全力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突厥的进军采取守势，尽可能维持和好关系。不过，他也认识到在突厥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能退缩。于是，唐太宗召集禁军，身披甲胄，带着大臣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抵达渭水，隔岸责备颉利负约。颉利见唐军军容整齐，面有惧色，没过多久，就派人来请和。唐太宗与颉利可汗在便桥之上，订立了盟约。唐朝赠给颉利大量金银玉帛，颉利答应不再进犯唐朝疆域，引兵而去。
贞观初年自然灾害极为严重，“元年（627）关中饥，斗米值绢一匹；二年（628），天下蝗；三年（629），大水。”（《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四处就食，形势极为严峻，在唐太宗君臣的精心安抚下，总算平稳渡过难关，大水过后，中原地区的农业获得大丰收。与之相反，突厥地区连年遭到霜旱天灾，牲畜大量死亡。颉利可汗为了满足突厥贵族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对草原各部的勒索，各个部落纷纷叛离。唐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就在贞观三年（629）冬天派大将李?、李靖等人为行军总管，带领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贞观四年（630）初，唐军追击突厥至阴山以北，于三月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灭亡了。
军事上的胜利，增强了唐朝在各族中的声誉。贞观四年（630）四月初二，唐太宗御顺天门，举行隆重的受俘仪式，称雄北方草原的颉利可汗被押解还朝，成了阶下囚。太宗不但没有杀他，还封其为右卫大将军，赐他住宅和庄园，并妥善安置他的全家。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宽以待人的胸怀，赢得了各族首领的敬仰。第二天，参加受俘典礼的“西北君长请上（唐太宗）号为‘天可汗”（《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自此以后，唐太宗不仅是中原的皇帝，同时也是周边各族的“天可汗”，拥有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
大唐皇帝被拥为天可汗后，极力维系周边地区的和平，排解各族之间的纷争，维护他们的权益，使之不受强邻的侵犯。在周边民族遇有灾难之时，唐朝政府则义不容辞地进行救恤。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内附诸部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大道，名“参天可汗道”（大致在今蒙古国及其西北等处），道上置68驿，内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各族嗣君即位时，必须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封以唐朝的官职。各族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参与唐朝的征战或到内地参加平乱。
大唐皇帝的天可汗地位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以后，天可汗的权力仅限于东突厥故地。薛延陀是东突厥灭亡后雄踞于北方草原的新兴势力，一向不服从唐朝号令，擅自攻打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余部，唐太宗曾派遣李?率兵北征，并给以当面告诫。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自率军东征高丽，薛延陀趁机出兵骚扰唐界，为免除后患，回师之后即命李?为统帅率领回纥诸部击败薛延陀。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灭亡以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唐朝疆域和天可汗声威向北扩展到贝加尔湖（在今俄罗斯境内）以北的广大地区。
唐高宗时，天可汗的声威进一步扩展。显庆二年（657），苏定方平定西突厥，生擒沙钵罗可汗贺鲁，并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龙朔二年（662）铁勒九姓发动叛乱，薛仁贵出兵天山，三箭射杀三人，余部下马投降，薛仁贵率军渡碛北，生擒叶护兄弟三人。昭武九姓及西域十六国的内附，使唐朝疆域扩展到中亚，西亚地区，是天可汗制度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标志。
武则天执政以后，推行高压政策以消除异己，许多在朝为官的少数民族首领惨遭杀害，严重影响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唐朝皇帝的天可汗地位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开元、天宝年间，国力的强盛使唐朝皇帝的天可汗地位得以恢复并有所提高。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府无暇西顾，西北诸族逐渐叛离，天可汗制度名存实亡。
天可汗作为一种称号，有效地维护了中西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