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婚姻和家庭研究
宋代婚礼
宋元时期是中国婚姻观念发生转折的时代，理学的出现，对儒家的体系进行了重新的解释，更加哲理化，涉及的范围也是包罗万象的，尤其在伦理的构建上，婚姻家庭观念讨论得很多。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下，三纲五常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而“节”更是三纲五常之首，程颐曾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朱熹更是付诸于行动，在他担任同安县主簿的时候，下令禁止地方上未按规定礼仪进行的婚姻；看到妇女抛头露面，往来于市，下令女子出门必须有荷巾兜面。他还规定男女不准在一起聚会，不许昼夜混杂。
但是理学从理论到社会生活的实际还有一个过程，尤其在宋代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的情况下，庞大的市民阶层出现是必然的，市井生活丰富多彩也是必然的，因此，宋代的婚姻与家庭发展的方向与程朱理学的设想还有一些距离：
1.婚姻生活世俗化，如果说唐代还有魏晋南北朝门阀婚姻的遗风的话，那么宋代人的婚姻是不重门第的，新兴的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择偶时“不欲选于贵戚”，而“欲求儒生为主婿”，家世、门第、族望、乡贯已不是婚嫁的首要条件，虽然仍是“计较利害的婚姻”，可着眼点已移到男方的才干和发展前途，皇族与官僚都不是与声名显赫的家族结成婚姻，如名臣吕蒙正、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妻子中有多位是家世不可考证的。
2.贞操观念还不严格，如王安石的儿子王的妻子庞氏，因无法忍受丈夫的猜疑和争吵，王安石就替她找了一位丈夫，重新婚配。范仲淹的母亲也是改嫁过的，并将其带过去养育，因而范仲淹曾改姓朱，后来才改正过来的。宋仁宗的曹皇后，是嫁给李家后，与丈夫生活不和，翻墙逃回娘家，再嫁给宋仁宗的。
3.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一些士宦家庭出身的妇女，有读书写文章的条件和自由，能赋诗填词；还有一些则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宋仁宗的曹皇后，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处理宫中大小事务，宋英宗的高皇后，经历了英宗、神宗、哲宗三个朝代，政治上作为也不小，南宋末年的谢皇后，更是垂帘听政，支撑摇摇欲坠的宋王朝。鉴于宋代妇女的才能，有人感慨道：“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女子”。不仅如此，由于婚姻构成时，比较重视财物，女子的随嫁品不少，因此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也随着经济的控制而上升，具备了一定的权威，因而在文人的随笔中就有了一些凶悍女子的记载，如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说了北宋陈季常的妻子柳氏，当陈季常宴请宾客，招徕歌妓助兴时，柳氏就拿起木棍大吵大闹，客人不欢而散，于是苏轼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后人就以“河东狮吼”来比喻悍妻。
与以前相比，宋代的民间婚俗有一些特别之处：
1.“冥婚”的盛行。“冥婚”就是替死人完婚，在宋代非常流行，凡是未婚的男女死了，父母就要托“鬼媒人”说亲，双方父母还要算卦祈祷，如果吉利，就要替鬼婚做冥衣，带上酒食食品，到墓地进行合婚仪式。
2.指腹婚。由于繁殖人口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因此传统社会的王朝大部分是提倡早婚的，这渐渐地致使父母从小就将儿女的婚事进行定夺，到了宋代许多父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就确定了婚事。
3.典雇妻妾。宋元时期，由于贫民的生活困难，一些地区出现“典妻”和“租妻”的陋习，“典妻”是用妻来换取相应的钱财，限期赎回。“雇妻”，通常是按日计算，把妻子以相应的价格换给别人使用，形同租借，即丈夫把妻子有偿地租让出去，夫妻仍保持夫妻关系，但在出租期间雇主和被雇之妻发生两性关系，丈夫不得过问，法律也不能以通奸论处，等到租期一满，妻子即回到丈夫身边，可见雇妻是以婚外男子用偿付租金的形式合法地占有有夫之妇，满足他劳务上和性欲上的需要。雇妻一般要约定期限，也可以不约定，只要双方言明是雇而非卖，本夫即可随时赎回妻子。“租妻”也是一样，是一种临时的，以妻易财的方法。
元代作为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朝代，在婚姻制度上与纯粹的汉族政权又有所不同，主要体现于一些制度上。蒙古人为了保持自己所谓血统的纯正，规定蒙古人以下的各族可以通婚，但绝不允许侵犯蒙古人的血统，也就是说，别的民族不能与蒙古人结婚。由于婚姻习俗的不同，同民族内部进行的婚礼，按照本民族的习惯进行，如果是不同的民族，那么要按照男方的习俗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