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是好皇帝吗？宋神宗壮志的破灭

宋神宗

宋神宗受命即位，可谓顺利。但此时大宋王朝国力日衰，内外交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神宗胸怀大志，想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其在位的18年都在进行着改革。然其意志不坚，缺乏雄心大略，变法几经反复，终未能贯彻始终。至其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受命即位立志图新

庆历八年（1048）四月戊寅，神宗赵顼生于濮王宫。祖父仁宗给他取名仲铖。嘉祐八年（1063），赵顼侍英宗入宋神宗居庆宁宫。英宗继位后，赵顼被授予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顼。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

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越来越多地看到国家衰弱不振，对辽国和西夏一再妥协退让，他的心中开始有了扭转这种局面的愿望。

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奏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犹疑，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默默点头。韩琦便请求英宗亲笔书写手诏。英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颍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颍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正式策立神宗为皇太子。

一个月后，英宗病危，左右大臣急忙派人召太子进宫。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忽然动了一下。大臣曾公亮愕然，连忙告知韩琦，恐怕英宗还活着，要派人阻止去召太子。韩琦十分镇静，他果断拒绝了这一建议，说：“如果先帝复生，那就是太上皇。”

身为太子的赵顼被召之时，前景并未明朗，他便对家人嘱咐道：“谨守我的门户，如果皇上已有适当的继位人，我还要回来的。”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留在宫中做了18年的皇帝。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从宋朝开国至神宗之时，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愈演愈烈，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的“祖宗之法”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只有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宋·同姓诸侯王子印这一点，其实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了。但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由于强大的阻力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从那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神宗即位，正是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即位之初，他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以期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同时，他渴望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怀才不遇的王安石脱颖而出了。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出身于地方官吏之家。父亲王益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年轻时的王安石才气过人，能文善武，多才多艺。17岁时，他随父亲到了江宁，年方弱冠的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想要做一番大事业。他感悟到光阴易逝，功业难成，于是谢绝了一切庆吊往来的社会应酬，发奋博览群书，钻研治理国家的学问。22岁王安石考中进士，5年后任鄞县知县。在任期间，他兴修水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他将县属粮仓中的粮食借给农民，给以较低的利息，秋后返还。这种做法既可以让借贷者免去高利贷者的重利剥削，农业再生产得以实现，又可使国库粮仓的粮食得以新陈相易。王安石因此在当时小有名气。后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看到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残酷盘剥，社会贫富悬殊，他逐步形成了抑制土地兼并的变革思想。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天，他就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上疏中，王安石指出天下财力困穷，在于吏治败坏，法度败坏。当文臣的不懂武事，而把边防重任交给“奸悍无赖”之人，且恩荫制度下的官吏不学习知识技能，只凭家族关系做官，对于治理之道一窍不通。当时，他主张改革官吏选拔制度，任用真正有才能之士治理国家。但是人微言轻，王安石的上书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没有被执政大臣所注意。

当时，王安石与韩绛、吕公着以及时任颍王府记室的韩维等人相友善。神宗赵顼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见见王安石。登基之初，神宗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神宗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让他随时向自己陈述政见。

君臣同心介甫得志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的局面。最初，神宗也曾想取得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支持。熙宁三年，郑国公富弼入朝觐见。神宗念他是先朝老臣，特许可以让他坐轿到殿门前，并令其子上前扶掖进殿。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神宗就向他请教治国安邦的办法。（富弼）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富弼奸人得以附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听罢，大失所望，遂不再幻想从那些老于世故、因循守旧的老臣那里得到改革的支持。

相比之下，王安石才高学富，久负天下盛名，很多士大夫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由其出来执政，以改变现状。当时，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就说过：“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也称赞王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命咸被其泽也”，可见，王安石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