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完结：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北宋王朝中期以后，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高太后掌权8年后死去，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起用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并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导致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政就更加混乱了。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100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
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
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60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着特点。
两浙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15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7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36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额达6200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10万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10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宋朝是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其灭亡用徽宗父子的话说是“丞相所误”，是有一定道理的，徽宗是个艺术家、画家，因此朝廷大事都让丞相和大臣们办理，正是他们的日益腐败，并且执行了很多错误的政策葬送了宋朝的江山和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