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概述
东汉时期，佛教的传播范围并不很广，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社会动荡程度的加剧，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庇护所，为广大民众带来了一丝生存的希望和寄托，在统治阶层的有意识提倡下，佛教获得了迅速成长的机遇，而关中、洛阳地区的一些贵族，为了避免战乱，纷纷南下，也将佛教带到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着名的北周僧人道安就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以南朝为例，刘宋政权意识到佛教“进可以系心，退可以招劝”，大力扶植佛教；梁朝武帝时期，佛教更是盛极一时，梁武帝热衷于建佛寺，在他的带动下，王公后妃、门阀士族纷纷效仿，一时间，京城寺院林立，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此的描写；更为甚者是梁武帝为了扶植佛教，自己多次舍身为奴，脱下皇袍改穿法衣，自愿为僧众服务，以示自己的虔诚，据记载，梁武帝曾有4次舍身为奴，以致大臣以巨款从寺庙中赎回。
与南朝相对应的北朝也同样如此。北魏从拓跋开始，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大建寺庙、佛塔、佛像，北魏迁都之后，更是迅速发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北魏）佛寺有6400余座，僧尼77000多人，到北魏末年，全国寺院有3万余座，僧尼200余万人。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发展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佛经得到了大量的翻译，涌现了一批佛经翻译名家，如三国时期的支谦，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了本生死经》等；如西晋时的竺法护，翻译了《光赞般若经》、《法华经》等150部300卷；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后秦时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他使佛教的翻译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佛教史上是划时代的，他曾译出了《阿弥陀佛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大智度经》、《百论》、《中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约74部，384卷，鸠摩罗什的翻译在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魏晋南北朝以达意为主导，使翻译的问题趋于成熟，同时鸠摩罗什在翻译中注意相关佛经的翻译，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般若学说，对于大乘佛教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中，许多成为历代教派的思想源泉，如《弥勒经》成为历代秘密宗教的经典；如《法华经》发展出了天台宗；《般若经》先发展出三论宗，并通过天台宗，最后在禅宗中得以最完整的体现；《小阿弥陀佛经》则发展出了净土宗。
2.中国僧人开始西行求法。印度、西域僧人的纷纷来华，使一批中国的僧人有了西行的兴趣和实践，在这些西行的中国僧人中，以后秦的法显成就最大，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渡流沙河，翻越岭达到印度，后来又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爪哇岛，从海路回国，他带回了当时中国所缺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弥补了藏律残缺、戒律不全的状况。
3.佛教的南北交流频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南北双方人民的正常往来被阻绝。可是，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却异常密切，成为双方交往最活跃的领域，每当有西域高僧或佛经来到中国，不管是在南方或是北方，都会掀起对方僧人前往求学取经的热潮。如后秦时，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一批西域高僧携经来到长安，立即有许多东晋方面僧人纷纷入关受学。鸠摩罗什和慧远是声洽南北的宗师和领袖，慧远弟子法领、法静受命西行取经，回经长安，利用长安译经优越条件，翻译所取佛经。这简直给人一种没有南北之隔的印象。
4.佛教的教育开始发达，一些佛学大师门下有一批弟子弘扬佛法，如在长安的义学沙门有四方来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鸠摩罗什的学生占了很大部分，他们以后都成为了有道高僧。再如南方的慧远，他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也培养了江南佛教的骨干，从而推动了佛教禅法、般若法等在南方的传播。
5.寺院经济形成。各寺院由于政权的支持，朝野贵族的捐献，以及善男信女的奉献，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此时的寺院普遍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地租，经营商业获得财富，甚至发放高利贷获得暴利，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大变化的时期，佛教与这些变化是比较融洽的。当时社会思潮中“玄学”，流行玄学基本特征是以老庄的思想为基础解释儒家经典，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旨在说明现实世界背后存在永恒不变、非语言能形象表达的精神本体“道”或“无”，但魏晋玄学专务清淡，“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上它的抽象思维形式，繁琐晦涩，因此，虽曾风靡一时，却始终充当着名门望族用以表示身份和教养的一种装饰品，未能深入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对此，大乘佛教的般若学适时地弥补了玄学的这种只“雅”不“俗”的缺陷。大乘般若学和玄学一样，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通过般若智慧可以追求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本体。这样，理论上两者可以相通，佛教和玄学的互相援用就有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高僧，从他们宣扬的佛法来看，许多不仅是佛学家，而且也是玄学家，他们以佛教理论附会老庄思想，历史也就把他们所宣扬的佛教称之为“格义佛教”。
魏晋南北朝佛教不仅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迎合着门阀士族的玄学“雅兴”，而且还具备了另外一套解释迎合了门阀士族的生活景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一切特权，贵族们在实际生活中享乐，但是口头上又要否认自己的这些行为，超脱自居，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佛教的《维摩诘经》解决了这一难题。《维摩诘经》描写的中心人物是维摩诘居士，他精通佛理，颇有辩才，神通广大，同时他又家中豪富，妻妾成群，吃喝玩乐，无所不为，但是由于维摩诘具有超人的般若智慧，因此他虽然过得是十足的世俗生活，却能保持高尚的精神境界，牟取暴利、出入妓院、吃喝玩乐这些精神堕落的事情，一旦由维摩诘来做，不但不是堕落，而且是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就是维摩诘处于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心怀，运用各种灵活的教育方式点化众生，使他们迷途知返。维摩诘的生活事例道出了当时门阀贵族的心声，使他们腐朽的生活神化。因此佛教在门阀士族中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的迅速盛极一时也导致了许多社会冲突。大量的寺院存在，佛教僧侣出家修行，不事生产，不仅影响了兵源，同时由于免税的措施，国家无法从寺院获得财源，对社会经济、国运盛衰有着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一定时候，政权会打击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两次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因为北魏太武帝在长安的寺院里发现了私藏的武器和大量钱财，甚至发现藏匿妇女，于是下令灭佛，既诛杀长安的和尚；一次是北周武帝，因为寺院经济耗费大量的民力和财力，与国家争夺财富资源，皇帝就下令灭佛。
魏晋南北朝排佛最为激烈的是理论上的争论，关注的问题一是伦理问题，就是孝，在儒家眼中，孝不仅要表现在对父母的孝道，而且要爱护受之父母的胡须头发，而出家剪断头发，无疑是大不孝，佛教为了应付这些讨论，编出许多“孝”有关的典故，将“孝”建立在“报恩”的基础上；二是君臣问题，儒家认为臣属礼拜君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当佛教势力越来越扩张，僧团越来越大的时候，儒家提出了“沙门礼拜君王”的理论，而佛教的理论家则有不同的看法，慧远将佛教徒分为出家与在家两类，如是在家，应当“奉法”，做“顺化”之民，如是出家，就是“方外之宾”，自然不必拘泥世间的俗法，也就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是夷夏之辨，在儒家最早的思想中，“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一些知识分子站在“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排斥外来文化，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本身存在着“夷夏”分别的问题，尤其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改变了中国的许多思想信仰或风俗时，一些人要依靠“夷夏之辨”来抑制佛教，佛教的扩张对道教打击较大，因此道教宣扬这种思想的较多，如刘宋道士顾欢的《夷夏论》和齐梁道士张融的《三破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虽然有波折，但还是在喧嚣的非难声中，逐日逐夜的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