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窦建德

在隋末乱世中，农民起义最多、闹得最凶的大体上就在今天山东河北一带。隋炀帝征高丽，山东与河北是重点征兵征粮的地方，因此此地的农民负担最为沉重，再加上天灾人祸，自然最后激起的反抗也就最为强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理，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闹得越凶自然受到的镇压就越厉害，也越残酷，在这个最为残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强人便是隋末的第三大反王――窦建德。

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家里世代务农，但也小有积蓄。此人仗义疏财，重诺言，讲侠义。有一次他的乡里有家人丧亲，因家贫无法安葬。窦建德正在田中耕种，听闻之后叹息了一番，便将自家的耕牛给了乡人，让其发丧。那个时代耕牛是一个家中最贵重之物，窦建德为了他人居然能如此急公好义，自然赢得了同乡们的敬重。他这种性格启发了后世小说家和评书先生的大量灵感，不论是后来的《水浒》还是《说唐》，里面的主角不论是晁盖、宋江还是秦叔宝，几乎都有窦建德的影子。当然讲义气只是江湖好汉的一面，要想聚起一帮手下，还得自身有实力才行。当时有这么几个不开眼的盗贼光顾了窦家，结果窦建德埋伏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得不敢再进，只好请求窦建德将三人的尸首交还。窦建德让他们抛绳子进来拖。盗贼们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自己身上，冒充尸体让盗贼拽出，趁他们不备，跃起持刀再杀数人，从此他的名声威震四方。他既急公好义，手段又强悍，不久便被任命为里长。不料没过多久，他就因为犯法而逃亡。

这段逃亡生活对窦建德日后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很可能于逃亡途中在绿林中闯下了响亮的名气，亦结识了很多的朋友。窦建德逃亡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等隋炀帝登基大赦天下后，他也得以回归家乡。这时候的窦建德已经声名赫赫，其父死后，居然有一千多人赶来送葬，然而，他将礼金一一推辞。以人品而论，窦建德可能是当时所有反王当中最好的。

大业七年（611），杨广第一次讨伐高丽，向天下征兵，精兵强将齐聚辽东，于是郡县内就显得空虚，要重新补充新的力量。窦建德因为他的勇名被选为二百人长，成了一个小军头。他有个朋友叫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后投奔了窦建德。此人为何要杀县令，史书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此人因为骁勇而被征兵，他以家里遭水灾、妻儿都饿死了为理由推拒，却被县令殴打，从而导致后来刺杀行为；一说是因为这人手脚不干净偷羊，还是被县令殴打，结果导致刺杀。一般现在多取信第一种说法，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却感觉不然。如果按照第一种说法，家里遭灾，妻儿饿死，无牵无挂，岂不是正好可以当兵吃粮？混得好拼出个将军校尉之类的岂不强似在家受冻挨饿？如果说这人怕死倒也罢了，可是能做出刺杀县令之事的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胆小的鼠辈。此时炀帝当政不久，国力正盛，统治力量还是非常强大，追索之人很快就查到了窦建德身上。老窦便对孙安祖说了一大通炀帝征高丽必败的预言，劝孙安祖去附近的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落草。窦建德此时身为国家公务人员不但包庇窝藏罪犯，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聚集了几百无产流民和逃兵给孙安祖打基础，这种行为简直是典型的兵匪勾结。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人往往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可是在当时，窦建德却被百姓们视为英雄。当一个社会到了道德观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候，那么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在窦建德的帮助下，孙安祖的强盗团伙慢慢壮大了起来，他自称将军，取了一个头衔叫“摸羊公”，不知道是不是用来纪念他当年偷羊的壮举。

窦建德的江湖地位越来越高。当时群盗纷纷起事，他们往来漳南一带，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但唯独不来骚扰窦建德家。本来窦建德就名声在外，早就是官府的怀疑对象，这下子更为明显，简直就是明白地告诉官府这位窦大哥跟这帮盗匪其实是一家人。当时窦建德带兵在外，县衙居然把窦家给抄了，家里无论少长一律处死。这样激烈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县里面的官员明明知道窦建德在郡里面当军官，却并没有去抓捕窦建德本人，而是先逮捕了窦建德的家属。并且在一无证据二无口供的情况下，仅仅凭怀疑就杀了窦建德的一家，让人不得不感觉此中有很大的猫腻。所谓通匪的嫌疑相形而言更像是公报私仇的一个借口。窦建德接到消息之后开始逃亡，手下的二百人全部跟随他叛逃而去。有过一次逃亡经验的窦建德头脑非常清楚，他并没有投奔孙安祖，反而去了势力更大的高士达那边入伙。当时孙安祖的势力刚刚成形，如果窦建德前去投奔，不论在其上还是在其下都免不了要产生矛盾，搞不好就会像瓦岗寨那样火并解决领导问题。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窦建德很聪明地选择了高士达。

以窦建德的威望，东海公高士达对他的投奔自然是非常高兴，当时就封了他“司兵”（军队指挥）这样的实权职位。之后孙安祖与张金称火并一场，结果被杀，其部数千人尽数逃奔窦建德。从此，窦建德势力渐盛，壮大到万人，高士达的人马在窦建德的指挥之下战斗力也提升得很快。当时山东河北地区“盗贼”蜂起，隋地方政府在与这些“盗贼”作战之时总吃败仗，因此他们的势力发展得非常快。其中实力比较强的就有邹平的知世郎王薄、平原豆子瓯的刘霸道、河曲的张金称等等，这些人的势力少则几万，多则十数万，给隋帝国在山东河北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由于两次征高丽涿郡都是出兵的大本营，因此涿郡的兵马也最为精锐。于是以涿郡的兵马为主力，在大业十二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分别是由两个人指挥，一个是太仆卿杨义臣，他率辽东还军数万进攻张金称，一个是涿郡通守郭绚，他率领万余兵马征讨高士达。在没有遇到真正精锐的政府军之前高士达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是郭绚一来，他马上就感到了压力，于是封窦建德为“军司马”，把所有的部队都交给窦建德指挥。窦建德想了一招苦肉计。他先请高士达负责看守辎重，率精兵七千迎击。然后就四处散播传言，说自己与高士达有嫌隙，因此叛逃。而高士达这边则大张旗鼓地宣传窦建德叛变的消息，为了取信他人，还将一个虏获的妇人假充窦建德的老婆给杀了。这种消息传到郭绚耳朵中之后，窦建德就向他送上了降书，并且还要做先锋击破高士达立功赎罪。可惜那个时代还没有《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否则郭绚就会发现这一幕与赤壁大战之时周瑜与黄盖之间的苦肉计多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