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弱势君王与强势军阀
当公元779年唐德宗李适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他有着中兴大唐的抱负和信心。这种抱负和信心源于他的经历：他于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中度过的。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年（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他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童年的美好回忆，使他具有中兴唐世的强烈愿望；与叛军的战斗，磨炼了他的意志，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而登基之时，他只有37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好年纪。未来的美好前程，似乎都在等着他。
但是，他忽略了两点最为致命的因素：首先，纵观中国历史，凡是中兴之主，都是先苦后甜，前面的汉宣帝，后面的康熙，无不如此，而德宗是先甜后苦，这无疑在其性格中种下了懦弱、妥协的因子；其次，他的父祖留给他的是一付藩镇割据的烂摊子，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美好的愿望同残酷的现实，给德宗一生画上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藩镇，原是指封建朝廷在沿边襟要地区设立的军镇，在唐朝，则是以节度使为军事长官各地军镇。开元、天宝之间，节度使例兼辖区内负责军需调度的度支使和管理屯田事务的营田使，后来又兼所在道负责监察的采访使，权力逐步渗透到了地方军、政、财、监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天宝年间，更是出现了一人兼统数镇，连州跨郡的情况，并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的十一月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安史乱后，唐朝政府没能很好地处理地方军镇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藩镇拥兵割据，中央财政恶化，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
走在藩镇割据时代大潮前列的是安史旧部。在安史之乱末期，以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等为代表的安史旧部依然手握重兵，他们看到“安史”气数已尽，就利用手里还有军队这一优势，纷纷打起了反正降唐的牌。而此时的唐朝政府，也已经无力征讨这些叛军余孽，趁此机会招降叛党，是他们重归大统，落个两边都安宁，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一幕，广德元年（763），也就是唐代宗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以赏功为名，任命李怀仙为平卢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让他们分统安史旧地。在这次交易中，河北的安史旧部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不但得到了弃暗投明的名声，还在实际上保住了自己在河北的实力，依然重兵在手，独揽地方军、政、财大权，而且这种状态在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唐朝政府的这步棋走的却很有些阿Q的味道，河北地区实际的独立状态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名义上又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怀抱，满足了一下帝国统一的虚荣心。就这样，这些藩镇名为唐朝藩臣，实则处于独立状态，成为了日后实力最为强大的“河朔三镇”。
令唐朝政府不曾想到的是，对安史旧部这种姑息养奸的作法，给了还在迷途之中的关中、江淮的藩镇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他们紧随河北藩镇之后，走上了割据的道路。节度使初建时一般都设在边远冲要地区，安史乱起，为了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唐廷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使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军镇制度便扩展到黄河以南及江淮地带，后又发展到全国各地军镇。《新唐书·兵志》说“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藩镇”，除了国门以外的土地都被分割到一个个军镇之下，可见藩镇割据数量之多，问题之严重。这些藩镇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都被保留下来，唐朝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它没有勒令藩镇交出兵权的无奈之外，也许更有深层次的考虑，即在河北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保留大部分的藩镇用来平衡局势，毕竟这时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是河北问题，而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无论是代宗还是德宗，都采取了“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
而这些新兴的节度使们更是深知自己的尴尬地位，他们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凭借手中的军权而上位的，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忠诚于唐朝政府的，但是一旦坐上了节度使的宝座，他们便同河北藩镇走上了同一起跑线，甚至面对的问题比河北还多。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压制河北的任务，另一方面却也同河北一样有着被中央消灭的危机。为了保住自己地方老大的位置，这些新兴的节度使无一例外地开始了大张旗鼓地扩军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军队是藩镇的核心，只有拥用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使自己在中央政权面前更有底气，在早晚会来的削藩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拥兵自保的心态，从他们大量使用地方的民兵中可以得到验证。民兵没有节度使手下那些毕生都在行伍中度过的正规军训练有素，甚至在本藩镇之外作战的无能是有名的，但他们费用低，能够很快地被动员起来，守卫自己的领土时却打得很顽强。在保卫节度使的老巢方面，他们是一支足以依靠的队伍。
在节度使支庞大的正规军中，他们还极力培养一支可以为自己出死力的精锐部队牙军，他们“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是藩镇与中央抗衡的主要工具。牙军主要集结地在镇治之州，能够镇压境内的任何反对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牙军是藩镇唯一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军队。牙军的核心是亲卫军精英集团，负责节度使的安全，同时无疑地也被用作保卫节度使驻节之地的总的安全力量，在更好战和更独立的节度使麾下，这种军队通常称牙内军，他们常常由以下几种有特殊地位的士兵组成：从节度使私囊出资维持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为节度使效劳并随他从一地调到另一地的侍从。由于精英侍卫都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他们在地方的政治中常起关键性的作用。但讽刺的是，也正是因为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唐朝的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为大唐乱世这道大餐添加了几道配菜。
藩镇的其余军队则驻守在州县的治地和其他战略要地。它们被恰当地称为“外镇”，其部署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本镇的地方防务（特别在自治的和边境的藩镇）；境内的安全；对资源和收入的控制（如对商业中心和盐池）。这些外镇军的规模差别很大，从数百人至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