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同根相煎的伦常惨剧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人与人的斗争，有皇权的地方就有骨肉间的残杀，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朝朝如此，代代如此。究其原因，一则皇权的力量太诱人，那简直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金字招牌，一则除了殿后的清朝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用于抉择继承者，虽然嫡长制早已确立，但究竟是身份重要还是能力重要，一直是历代君主头疼的问题。如果皇位继承人就哥一个，那是最省心和省力的，而我们的皇帝老人家唯恐后代青黄不接，玩命似的招妻纳妾，后宫佳丽三千，好在并不是每一个后妃都有生育的权利和能力，否则光家务事就能把老皇帝烦死；如果这些继承人之间的年龄相差很远，也很好办，自然是年长者居之，偏偏有时候，这些人扎堆似的出生，都属于同一个年代，基本没有代沟；如果他们之间的优劣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白痴，一个是天才也很好说，自然是天才为天子，但通常情况下，相同的父亲、相同的生活、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教育，几乎除了天生的性格外，这几位所处的境况大致相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即使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那也是各挡一面，各有神通。因此如果是家有兄弟初长成，年龄相差无几，智商各有千秋，对于只有一个胜出者的皇权博弈来说，总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太子争夺战也就在所难免。

这个故事从有皇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秦朝如此，隋朝如此，到唐朝依样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唐王朝建立后，随着改朝换代的成功，外部的威胁被依次消灭，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开始日益激化，集中反映在太子建成和李世民之间为夺取皇位继承权而进行的争斗。唐初的兄弟争斗之所以这么吸引眼球，不在于他的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而在于它的参与者，都非等闲之辈，失败者，并不是阿斗之流；陪葬者，也决非无能懦弱之人；而成功者，却又不是通常意义中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阴谋家，而恰恰相反是位千古明君。

先说太子李建成，这个大哥比李世民大9岁，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从李建成本人来讲，他还是很有才干的，只是遇上了比他更强的李世民，运气太差了。至于史书所载其阴险狡诈，好色贪功，那仅仅是成王败寇的丑化而异，否则怎么能显现出来李世民的襟怀磊落、英明神武呢。

我们看到，无论在首战西河郡，还是霍邑劝谏和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西渡黄河，攻克长安的也是李建成，而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是这位太子爷，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的。当然从军功上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而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是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水涨船高，李建成的身份也和父亲兄弟一样日益显贵，先是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侑为恭帝后，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建成为唐王世子，开府置官属。义宁二年（618），李渊即位，立建成为皇太子。

再说李世民，这位先生不是省油的灯，军功赫赫自然不必另说，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高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因为唐朝没有宰相和丞相这种官职，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视同宰相。正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所以在唐太宗正式做了皇帝之后，就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了，最后就将尚书令取消，尚书省的长官由左仆射来担任，右仆射为副职。不仅如此，据，《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也就是说，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已经内定李世民为太子了，只不过李世民不想当才作罢。当然这明显就是史家的春秋笔法，李渊不可能这么目光长远到如此地步，李世民也不会谦虚到如此境界。

还有就是三弟李元吉，他是李渊第四子，母亲也是窦氏，比李世民小5岁。李渊自太原起兵反隋，大军入关，留他守太原。唐建国后，封为齐王。武德二年（619），刘武周南侵并州，他弃太原归长安。李元吉勇猛过人，也立过战功，虽然是老三，但他也想着皇位继承权，不过单凭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够资格的。在权衡利弊后，李元吉最后选择了和李建成共同对付李世民，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有谋得帝位的机会，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希望。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就易如反掌了。另外，就是当不上皇帝，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绝对大于李世民，同时，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两人不甚融洽，若李世民继位，他担心会受到打压。

李渊的儿子较多，但是除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外，其余诸子年龄幼小，不谙世事，根本没有办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最后说高祖李渊，作为皇帝，他是明确偏向长子李建成的，一方面是“立嫡以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吸取了隋以弟代兄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因此他始终把长子的位置摆在李世民前面，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王时，又封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斗争中李渊站在太子一边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得说李渊头脑比前代不少帝王都清醒很多，他深知嗣位之事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有亡国之险。李建成没有大过，不能轻废也是对的。不过李渊决心不够，面对骨肉亲情，总是心太软，因为这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当陈叔达向皇帝说了“秦王素性刚烈……或有不测之疾”，这是很明显的暗示了，但李渊只有一声叹息。尽管李渊曾经尝试缓和儿子之间的矛盾，甚至想以长安与洛阳的空间距离换取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和睦，但苦于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更是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武德七年（624）夏，原任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据说他有起兵拥立太子的野心，因此将李建成牵涉在内，李渊于是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出尔反尔，在妃嫔和宰相的唆摆下改变主意，导致太子之争进一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