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设馆修史，编纂图书
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的史学成就，主要有有设馆修史和《史通》的问世。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知几。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读历史，20岁时举进士，授河南获嘉县主簿，连任20年，这一期间他阅读了包括史书在内的大量文献典籍。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刘知几三次上书言事，引起了女皇的注意。从武后圣历二年（699年）到他临终前后的20年，他在朝廷担任史官，参与撰修国史的工作，撰成《史通》一书。
《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史学批评即史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自觉的阶段。《史通》共20卷，分内外篇两大部分，共52篇，现存49篇，其内容有史书体例、史料考订、史书编撰、史书笔法以厦史家史才等。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可从历史观和历史编纂理论两个方面来谈。《史通》的《疑古》、《惑经》敢于对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是刘知几历史观中的进步思想。《疑古》篇对《尚书》中的有关记载提出疑问，认为《尚书》所载尧舜禅让说与实际不相符合。《惑经》篇对孔子《春秋》提出12条“所未谕”的问题，指出孔子存在着五种虚美现象。《史通·惑经》无疑是受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和《书虚》篇的影响，但他敢于再次进一步提出疑古和惑经的问题，对圣贤经传提出怀疑批判，毕竟是可贵的。
对天命论思想提出反对意见，是刘知几进步历史观的又一内容。《史通·杂说上》对《史记·魏世家》的“太史公下”提出批判：“夫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忌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在刘知几的历史观中，还存在着相信天人感应、迷信灾祥符瑞以及轻视人民群众的问题，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史通》一书的主要成就，在于对历史文献编纂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关于编撰史书的目的与作用，《史通·曲笔》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在编纂内容上，刘知几主张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通古今”）和增加三志（即“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的《书事》和《书志》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史书编纂体例方面，刘知几主张断代的编年与纪传应并行不悖：即”班、苟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在史书取材方面，刘知几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在叙事上以简要为主：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为此，他又提出“省句省字”的问题。在“文”与“史”的关系上，刘知几主张“史之为务，必借于文”但“文之于史，较然异辙”《史通》诸篇在文献编纂理论方面，所立篇目甚多，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史通·断限》关于取材的时间断限理论，刘知几肯定孔子编纂《尚书》的“以舜为始”和左丘明编纂《左传》的“以隐为先”自我国第一部断代“正史”汉书》问世后，断限问题便成了取材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断限》说：因有滞革，遂相交手，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刘知几认为时代皆有一定的时间断限，因时代沿革，关联处必然相涉，这不能算做”滥轶“应当注意的是在相关处避免重复，即”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复。
《史通·采撰》关于选材的理论，刘知几主张“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寸有所长，实广见闻”，广泛地搜集史料，如此才能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与此同时，刘知几又主张对广泛搜集的史料进行考证，去伪存真，反对把“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作为可倍史料，写入史书。对于“异辞异事，学者宜善思之”。《史通·载文》关于史书载文的理论，刘知几肯定先秦史书以“诗云”、“书云”的方式转录或摘录其他文献中可信史料的做法，因为这些“载文”合乎“不虚美，不隐恶”、“俱称良直”的原则。至于《史记》、《汉书》以来的一些载文，则指出“其失有五”，即“虚设”类的“禅书”、“让表”；“厚颜”类的敌对政权之间相互攻击的“诰誓”与檄文；“自戾”类的以皇帝名义发布的、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褒贬文字；“假手”类的并非由君主起草的“诏命”；“一概”类的不顾实际的颂扬之辞。总之，刘知几关于史书“载文”的理论，在于是否堪称实录、有无信史价值。
《史通·称谓》关于文献中称谓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历史文载中所载当时的称谓，自有其形成的缘由和背景，无有一定的准则。史臣编纂史料，应尊重当时的历史实际，一般不宜更改，即所谓：“夫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史臣编录，无复张弛。盖取叶（协）随时，不藉稽古。”今日编纂历史档案文献汇编，大体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史通·题目》关于撰写题目的理论，刘知几认为，题名（如史书书名、档案史料汇编选题的题名）应遵守“名以定体，为实之宾”原则，与史书的体例（如编年、纪传、本末）相符合，做到题名一致。刘知几还主张拟制题名时，在文字上要力求精练，言简意明，做到“辞约而旨丰”。《史通·编次》关于编排史料的理论，刘知几认为，除了编年体史托眭年代顺序排列外，其他如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列传，特别是几个历史人物的合传，要遵守分类的逻辑原则，同坝类别必须按同一根据划分，同一级各类别应当界限分明，不能互相交义、包含或从属。对于《史记》一书将老聃与韩非并列一传、龟策与历史人物同为列传等“不可胜记”的“舛误”，刘知几提出了质疑。《史通·补注》关于注释的理论，刘知几认为，注释作为文献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指出注释前人文献的意义在下“开导后学，发明先义”。他称赞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峻《世说新语注》的取材丰富，“喜聚异同”，从而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至于“兼采”众家之说为主的注释之外，还有“以训诂为主”的注释，应务求简明准确。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的上述见解是不适用的。《史通·论赞》关于撰写论、赞的理论，刘知几认为，撰写史书论赞的目的，在于“辨疑惑，释滞凝”，帮助读者解决读史时的疑难或误解的问题。他称赞《左传》中的“君子曰”，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提出非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刘知几关于撰写论赞时应当遵守的“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原则，至今仍是撰写史书评论时应当借鉴的。《史通·序例》关于撰写序言、凡例的理论，刘知几认为，撰写序言的目的在于“叙作者之意”，帮助读者解原作的时代背景、写作目的等等。关于“序”中附出之“例”，刘知几认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关于“序”与“例”的关系，正如浦起龙所概括的那样：“大指滑序贵简质，例贵严明。”即是说：序言在文字上要简练而质朴，忠于原作的本意；凡例要严明而准确，与所编（或所着）之书完全符合。所谓“序中附出之例”表明序言与凡例（即编辑说明）二者既有联系（因而有时可合而为一），又有区别（因而往往是分立），二者在内容上各自有所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