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草原国家政治军事制度的完善化

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具有较大稳定性的一种生活习性，它以代代相传的方式被一个民族直接继承下来的，表现着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作为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虽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生产形式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也相应地会带来文化传统的变化。蒙古人的祖先室韦人在兴安岭地区时，“尤善射，时聚猎”，并“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以游猎为主，兼营少量原始农业。但是他们西迁草原后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巨大转型，由游猎生活转为游牧生活。在此过程中，他们主要是向突厥、回纥民族汲取和继承游牧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因素。这从蒙古人对家畜的称谓很多都是借用突厥语这一点也能得到证实。突厥人称马为“at”，而蒙古人称作“act”；突厥人称羊“qoy”，蒙古人称作“qoni”；突厥人称牡马叫“adiΥil”，而蒙古人称作“ajrga”；突厥人称牡牛叫“buqa”，而蒙古人也称作“buqa”。突厥人和蒙古人对牲畜的称谓如此接近，不是偶然的巧合，不过是蒙古人迁居草原，借用突厥语现成词汇后，在语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从这一点上来说，历史上，突厥人（包括回纥人）是向蒙古人传授畜牧业知识的宗师。除了畜牧业术语之外，在其他方面，蒙古人借用突厥语也很多，只要翻阅集中记录古代蒙古语的《蒙古秘史》，就会发现古代蒙古人借用古突厥语词汇，涉及行为动作、物质颜色、生活用具、自然现象以及人名地名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在众多西迁的室韦系部族中，蒙兀室韦人是在回纥汗国灭亡，突厥文化氛围在漠北草原大大淡化以后才迁入草原地区的，因此蒙古语中有如此众多的突厥语词汇存在，未必是全是由蒙古部人直接接受突厥系民族语言文化影响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是由于先于蒙古部人迁入草原的室韦各部（当然包括鞑靼人在内）在直接受到突厥文化熏陶后，又加入了蒙古人行列所致。蒙古部人在历史上受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影响，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在13世纪初崛起，主要还是由于沿用了突厥、回纥草原国家政治军事体制。当然，蒙古部人采用突厥系民族的国家制度，不是直接承袭突厥和回纥汗国旧制，而是经由因袭突厥、回纥汗国许多政治军事制度的克烈王国。

前已述及，对克烈王国的国民，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就是回纥汗国灭亡后迁居漠北腹地的鞑靼人的后裔，其中所存在的回纥人和突厥人残部及其后人的数量，绝不能给予低估，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克烈王国似乎在政治上对北方草原诸部占据主导地位。克烈王国被成吉思汗打败，王汗西走乃蛮部被误杀后，乃蛮塔阳汗说：“这东边有些达达，将在前老王罕教箭筒虎得走出来死了。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如今咱去将达达取了。”似乎从中能觉察到乃蛮在政治上对克烈王国存在一种依畀倾向。《蒙古秘史》和《元史》使我们确认，金廷进讨塔塔儿人时虽然首先是和成吉思汗接洽，再由成吉思汗引进他的宗主，克烈国王脱斡邻勒参与共同讨伐塔塔儿人的战事。事实上令人奇怪的是，金朝皇帝只给成吉思汗一个“札忽惕·忽里”的小官做，而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却得到了一个“王”的称号，于是便成了王汗。如果不是因为克烈人比成吉思汗更为强盛的话，金人不至于将主要的报酬给了他们。成吉思汗的崛起与王汗的帮助不无关系。成吉思汗和王汗结盟时，他只是一小部分人中的一个小头目，与他为敌的泰亦赤兀惕人和篾儿乞惕人比他强大得多，他十分巧妙地用声称怀念他父亲也速该的方式以获得王汗这样有势力君主的协助和保护。当时这位后生拿着他妻子带来的黑貂袄子当做礼物很谦恭地献给王汗后，王汗帮助蒙古部这位年轻首领夺回了他被篾儿乞惕人抢去的妻子。以后王汗甚至还以自己弟弟无德行，儿子如无有，计划传位给成吉思汗。总之，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最初时期，他的确是以藩属和寄人篱下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因中原王朝统治者为防止北方民族南下，采取修筑长城等办法人为阻碍南北交往的现象时有存在。但是，北方民族与西方的联系却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阻隔，匈奴人先征服西域诸国，漠北匈奴诺音乌拉墓葬出土物表明，匈奴人不仅和西域各族具有经济文化联系，并通过西域，间接和希腊人发生交换。此后九姓胡在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时期对草原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鲁尼文、粟特文和摩尼教向草原地区的传入，使漠北草原大大改变了蛮荒面貌。回纥人西迁后，与老根据地漠北草原的关系也始终未断，西迁的回纥人还是经常来到漠北地区活动，如在沙州回纥人留下的一封信件中说：“自从雅孜尔到于都斤至今，我们一切安好。”辽朝时期辽廷与西方的关系也很亲近。西夏虽然与宋和好，但宋朝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倚辽”，以“假北朝威令摄之”的策略，辽夏关系更近于辽宋关系。辽朝时期西迁回纥多次遣使来贡，远在中亚的阿萨兰回纥（喀喇汗朝）也多次贡辽。据《辽史》帝纪粗略统计，自圣宗统和七年（989年）到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的近八十年间，阿萨兰回纥和高昌回纥贡辽八次。其间也有黠戛斯、于阗等国遣使来贡。《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北面属国官中“狮子国王府”，狮子国应即阿萨兰回纥国，看来此阿萨兰回纥国是辽朝的一个属国。辽朝时期也有大食国进方物的记载，此大食是否就是当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不能妄下结论，但在西域是无疑的。《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记北面属官有一个“大食国王府”，看来此大食国也是辽朝的一个属国。总之，辽廷与西域的关系非同一般，辽末天祚帝西奔并以少数从者能在河中地区立足建国达百年之久，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到他在那里是有深刻的政治和民众基础的。12世纪末13世纪初，漠北草原诸部内部争斗，某部失败时，其首领也往往西逃。乃蛮部塔阳汗、克烈部王汗以及篾儿乞部主火都等人失败后都向西逃命。王汗落魄时西奔喀喇契丹，归时又经畏兀儿之地。康里人不忽木祖海兰伯，“尝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灭，即弃家从数千骑往西北驰去。”成吉思汗西征前有一个叫阿三的西域商人来蒙古草原做生意。这些都在说明，北方草原自古以来没有与西域断绝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