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实现了农牧民族制度的高度结合

现今中国的形成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在政治上逐步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如果从夏朝的建立算起，这个过程持续了三千年之久后是在元朝时基本告以完成。这是因为，元朝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中国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域的全面统一，而且元朝政府并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牧民族政治军事制度，一改先前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较松散的羁縻统治方式甚至无力统治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划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江西、湖广十行省和吐蕃、畏兀儿两个特别行政区，对元朝境内的所有地区和民族进行了直接而深入的管辖，并对以后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虽然中国农牧民族间的接触早在史前时代即已开始，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进入各自的国家阶段后这种接触、结合乃至融合日趋频繁。但是，一直到元朝的建立，中国农牧民族或者在各自的经济文化区域建立政权，作为两种政治和文化实体相互往来；或者即便是实现一时的协作，建立局部性农牧文化结合的封建王朝，但是这个政权在统治制度上很多都是以中原王朝传统的政治制度治理汉人，以北方民族固有的一系列制度管辖游牧民，即所谓的“胡汉分治”或“蕃汉分治”，可谓“一国两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种情况一直到元朝建立后在得以改变，实现了农牧民族传统政治军事制度的相互交融、渗透，对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在制度上也进行了较一致的统治。我们先从元朝的“行省”制度谈起。

一、蒙古人统治中原与游牧国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就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元人说：“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隋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诸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省，其遗制也。”现今学术界也基本认为，元朝的行省制度起源于中原王朝传统政治制度。如《中国历朝行政管理》一书就断定“元朝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制度，最早渊源于魏晋的行台”。但是如果仔细探究起这一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我们会发现，它本身就是北方民族传统的统治模式与中原王朝政治制度不显山不露水地巧妙结合的产物。

冒顿单于时匈奴强盛，“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新犁之国，而南与中国为敌国”；柔然可汗社仑建国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突厥木杆可汗时“西破口厌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回纥汗国强盛时也“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像这样，北方游牧民族创建的国家大都辖境辽阔，部族成分复杂。纵观自匈奴至回纥的北方游牧国家的结构，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政权都是“部族联合制国家”。国民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建立政权的那一部分核心氏族，如匈奴国家中的挛革是氏及其姻戚氏族呼延、兰氏族所领的匈奴部众，突厥汗国阿史那氏族和它的姻戚阿史德氏族所领的突厥部众；一是与建立游牧政权的氏族具有不同血统但属于同一族系的游牧部族，如匈奴国家内部的白羊、楼烦、昆邪、休屠等部；突厥汗国内的薛延陀、黠戛斯、拔悉密等铁勒诸部；一是与建立政权的氏族不存在任何血缘和语言文化联系的异部和国家，如匈奴国家内的丁零、东胡诸部与西域诸国；突厥汗国内的契丹、奚、革末革曷等部。面对这样境域广袤、民众成分复杂的草原国家，游牧政权建立者为确保统治，在统治方式上根据国情相应地采用了不同形式。其中，建立政权的核心氏族，成为单于或大汗的直辖臣民；其他的同族成员，单于或大汗则采用分封制，把他们（包括他们的游牧地）分封给诸子或诸弟（如匈奴单于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突厥大汗的左右设、叶护、小可汗等）；至于那些不同血缘或文化背景的部族或国家以及一部分同族部众，则在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制度和部落组织的前提下“因俗而治”，以其首领管辖原部众（如匈奴帝国内部的昆邪王和休屠王，突厥汗国内部的契丹、革末革曷以及拔悉密、靴延陀等部首领仍继续管领其原部众），或委派中央政府的监视官，进行统治（如匈奴对西域诸国派遣僮仆都尉，突厥对室韦派遣吐屯）。

《阙特勤碑》开篇伊始有言：“我，像天一般的，以及由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此时继承了君主之位。你们得完全听从我的话，首先是你们这些人，我的兄弟们，我的孩子们，以及我的族人和普通民众，还有你们，右方的失毕们，左方的达干们、梅录们和伯克们，还有你们，三十姓……以及你们，九姓乌古斯与普通民众。务必好好记住我的这些话，专心地听着！向东到达日出之处，向南到达日中处，向西远抵日落之处，向北到达午夜之处，在此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们（均臣属于我）。这许多民族，我业已将其完全组织起来。这些民族如今并不反叛。”像这样，游牧政权统治者的统治欲望是无限的，但对各部真正行使统治权力时只靠高喊几声“好好听我的话”，是不起作用的。游牧政权对草原内部的同族人通过血亲宗法分封，控制的还算比较严，但对那些异族部落或分布于草原国家外围地区的异部或国家，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在统治方式上无法都实行分封制，于是游牧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这些部族和国家的统治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匈奴人在西域地区设置僮仆都尉的目的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统治乌桓时“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毗伽可汗碑》记载说“地豆于人归降了汉人可汗。由于他们的使臣、他们的好消息，以及他们的祝福不再送来，我便在夏天讨伐之。我将他们击败，（并掳获了）其马匹（与财物）（中略引者）（葛逻禄人的）颉利吐发据说被杀，其弟则据说逃往一座要塞。……他们的载运贡品的驮队并未抵达。为了警戒他们，我征讨之。”突厥征服契丹后，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但也是为了经济目的，《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奚、契丹皆有回纥监护使，督以岁贡”。回纥汗国时此二部继续受回纥统治。回纥灭亡后，在唐朝的压力下，他们将回纥监护使杀死，“凡戮八百余人”，可见监护使之多。《隋书》卷八四《室韦传》：“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恐怕也是为经济利益派遣吐屯。总之，比起行使政治主权，游牧国家对被征服部族或国家，追求经济利益显得更为明显更为急切一些，这也成了促使游牧贵族结成政治核心，维持游牧政权存在的一个强有力纽带，护雅夫说：“由于突厥君长、游牧英雄现实地保障了游牧诸民族、部族和参加部族联合的人们的‘无限的财富，所以他们能自愿地服从阿史那政权，自愿成为突厥帝国的成员。只要阿史那政权满足财富，他们绝不会离开的。也就是说，统一突厥国家帝国，从内部聚结它的一个纽带是因服从于阿史那政权而得以保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