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明军北伐进逼元大都(今北京)。孤立无援的元顺帝北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明军随即占据大都,元朝灭亡。然其时元军主力尚存,仍有数十万精兵盘踞在从东北至西北绵亘数千里的北疆一线,不断南下侵扰,对明朝在北疆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稳定建立统治不久的北方地区,明廷既调兵遣将肃清北疆沿边的元军残部,加强边防,又采取招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策略,以孤立和瓦解元朝的残余势力。
在黑龙江流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地区,生活着以女真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此聚族而居,以渔猎为生。元末明初时,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道在三泽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①。因此被称为野人女真,与较发达的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合称“女真三部”。元时他们归属于辽阳行省管辖,但是当时元朝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只是象征性的,各部仍在按自身的环境发展着。
明朝建立后,巩固北疆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明军以大都(今北京)为北边的战略枢纽,在其东西两翼展开防卫,屯有重兵。在东方,明政府在今沈阳一带设辽东都司,辖区为今辽宁省大部,驻兵数万,以拱卫燕京地区的安全。在有效地控制了辽东地区以后,明政府又以辽东都司为依托,继续向西发展势力。先后建立了兀良哈三卫、大宁卫等,范围所及已与女真三部接触。鉴于该地区居民均系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明政府确立了“以夷制夷”、“外夷狄而内中华”的战略原则,以招抚、羁縻手段,使这些少数民族为明朝所用,以巩固边防;同时避免为蒙古敌对势力所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在降服元朝残余纳哈出后,对东北各族提出以王化吸附其归属的原则。他曾多次派官员前往东北各地进行招谕,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资助,从而赢得各族部落的拥戴。同时势力强大的明军,也起了作用。不久,盘踞在该地的元朝残余势力约三千余人,在其首领老撒的带领下,亲自来到燕京,进献名马若干匹以乞降,得到明政府●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大事本末●的优遇。此后,中原与东北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那时明政府与朱元璋的目光重点在西北与元军残余力量的争夺上,无暇过多东顾。不过这已经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明中央政权,并定都北京,将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以彻底巩固北部边防。他亲自率军北攻大漠的蒙古势力,接连几次沉重地打击了蒙古势力。除此而外,他又继承了明太祖的边疆政策,在具体政策上则比乃父走得更远。东北地区,是其民族政策重点推广的范围。朱棣的民族政策的大致构想是:一、“以夷制夷”,招抚吸附东北各少数民族首领与部众,封其首领为世袭官员,统率所属各部,从而达到有效统治边疆的目的;二、“守备为本”,在这些招附地区,明成祖统一设立军事机构卫所,以维持统治,达到守备的目的。但同时,这些卫所的职能不局限在军事方面,还兼管民政。卫所军事长官同时又是本地的最高行政首脑,军政合一,刚柔并济,以巩固边疆,发展经济。三、利用朝贡、赏赐、贸易等经济手段“教化”这些比较落后地区的首领;同时又利用宗教、儒学等实行思想控制,使之与中原内地百姓“同服王化”。以上是朱棣及其继承者的基本构想。这些在奴儿干都司的建立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明显。
朱棣长年在北方,在他未取得中央政权时即已对东北怀柔,拉拢利用他们为其争夺皇位出力。迨到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为巩固统治,朱棣更加重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管理。即位之初,在永乐元年(1403),他就派“邢枢偕同知具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招抚之”②。由于朱棣此前即在此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斯时明王朝异乎寻常的强大,更难得的是明政府并没有以势压人,而是“招抚”,政策比较对头,所以成效显着,“于是海西、建州、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③。其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与部众还随张斌、邢枢等人一同回到北京,面见朱棣,亲自归顺中央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朱棣决定,凡是依附归顺的部落,就以本部落为基础,组成一个卫或所;其部落首领即为卫所的世袭官员。部众们平时为民,遇战成兵,首领则上马管军,下马治民。这种制度与中原内地的卫所制有根本的不同,体现出“羁縻”卫所的特征,是明代边疆政策的一个特殊体现。
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从永乐元年开始,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先后建立一百三十多个卫所,其分布遍及今鄂嫩河、嫩江、松花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乌苏里江流域。最初这些地区都归奴儿干卫统辖。到了永乐七年,形势发展得更加快速,几乎整个奴儿干地区都归附了明王朝。很明显,原设的奴儿干卫,在行政级别上明显需要提升以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有必要设置一个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来统一管理该地区。
这年四月,奴儿干地区的一个名叫忽剌冬奴的地方酋长亲赴北京面见朱棣。朱棣很高兴也很赏识忽剌冬奴的才能与胆识,就封他为指挥千百户。忽剌冬奴则称,奴儿干地区形势重要,“宜设立元帅府”④,他的意见得到朱棣的赞同。这年的闰四月,朱棣正式下令,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内地汉人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简称奴儿干都司,以代表中央政府来加强对这块地方的统治。
永乐九年(1411),康旺、王肇舟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奉命会同钦差大臣亦失哈,“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⑤。大队浩浩荡荡地一路行来,所到之处,亦失哈等人就对当地女真族部落首领大加赏赐,“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赉而还。”⑥除了封赏,亦失哈等又对其地实行管理,“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⑦,从而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统治体系,使明政府对奴儿干的有效统治正式确立。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使之成为明代设置的第十八个都司。它的地理范围北控黑龙江口、南连海西,与辽东都司相依相辅,互为掎角,是明代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地势异常重要。明政府有鉴于奴儿干地区的重要与特殊地位,承认了此前所设的卫所的地位,在此地不设州府县乡等政权机构,以都司兼管民政,所以奴儿干都司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而非纯粹的军事机构。因此它也不像其他都司一样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职方清吏司,算得上当时的一个特区。
奴儿干都司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三职,品秩由正二品递减至正三品,是代表明中央政府的三个方面大员。同时,这些官职,虽是流官性质,却不按照明代“凡流官不袭”的惯例办,而是“父死子代、世世不绝”,如康旺死后,即由其子袭都指挥使的职务。这是根据奴儿干地区少数民族政治落后的具体情况而设定的,其目的在于维护该地区的长治久安。明政府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政策,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
奴儿干都司下辖三百八十四个卫所,西北最远在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流域及内蒙古草原的呼伦贝尔地区,与蒙古兀良哈三部搭界,成为明政府监视、牵制蒙古各部的有力要塞;其东南最远在今库页岛上,即以库页卫的设置来统辖这一地域。卫所的官员均系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其职权与都司近似而小。明政府对他们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卫所官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都必须经过明政府的批准行文,方为有效;卫所必须听从明政府的调发,按时缴纳贡赋;卫所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必须由中央政府来裁决,各卫所不得擅自处理、互相仇杀;卫所的地址及人员的迁移也要由明政府批准,不得私自行动。以上各项,卫所如有违抗,或不是无条件执行,按明律有关条款进行治罪,不得特殊处理。以上情况充分证明,明政府对该地区有着权威的、有效的管理,从而雄辩地证明,从那时起,这儿就是中国的领土。
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管理、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路及驿站,交通便捷快速。当时东北地区共有六条主要的驿道,奴儿干地区就占了四条。最着名的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它是东北的交通干线,顺着它能从奴儿干城直抵底失卜(今黑龙江双城县附近),有力地加强了奴儿干都司的内部联系与交往。在这些驿道所经之地,内地汉族人民的先进经济文化传入,使奴儿干地区“地无禾黍,以鱼代食”、“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的落后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善。女真人民逐渐学习了汉族人民的先进技能,开始走上农耕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提高。一些新的城镇开始出现,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原本蛮荒不毛之地,开始日益繁荣发展。
明政府除了直接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有效管理外,还经常派遣官员到该地区巡视,亦失哈就是一位。他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如永乐九年秋奴儿干都司建成后不久,在永乐十年冬天,“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西以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⑧。为了贯彻朱棣的德化思想,亦失哈奉命,本着“柔化斯民使之敬顺太祖以圣□”的目的,“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⑨。在奴儿干西部的满泾,建寺塑佛,取“永无厉疫而安宁矣”的意义,命名该寺为永宁寺,在永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该寺落成之日,勒石以记念。此碑以汉、藏、蒙、回等文字书成,至今尚存,堪为这段历史的明证。
亦失哈共计巡视奴儿干都司九次,时间横跨永乐十年到宣德七年,即1411~1432年。他每次前往都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带去大量赏赐之物进行分发,从而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这表明,明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统治又进一步加强了。
注释
①《永宁寺碑记》。
②③④《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⑤⑥⑦⑧⑨《永宁寺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