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秘史：张居正功高震主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进士，这位来自湖广江陵的年轻进士，志得意满，从此就踏上了官宦之途。
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严嵩任首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张居正满腔热情投身于仕途，但当他逐步了解了政治的黑暗时，又显得忧郁悲观起来。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编修，他感到颇为乏味，因为他徒有满腹经纶，却无人欣赏他，于是就称病辞官回家。在家里种上半亩修竹，一边则潜心读书。很快六年时间就悄悄地过去了，他学问大长，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重又进京为官，任国子监司业。公事之余，他颇为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并仔细留心现实政治。不久，世宗病逝，大学士徐阶起草遗诏，就征询了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元年(1567年)，他被遴选入阁，他的仕宦生涯第一次出现了转机。
为了实现经世治国的抱负，隆庆二年，他向穆宗上了一奏《陈六事疏》，提出应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事事切中时弊，但穆宗也不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他欣赏张居正的才识，但并不采纳。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六年五月，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登上皇帝的宝座，九岁的小孩正是游玩嬉闹的时候，现在却要主掌国事，不禁引起朝内外的担忧，但为张居正辅政提供了契机。
当时的内阁由高拱、张居正和高仪组成，高拱是首辅，高仪则是一个月前刚刚入阁的，张居正与高拱都是穆宗临终前的托孤重臣，政事固然是由高拱和张居正操纵，但张居正不是首辅，在许多事情上势必要受高拱摆布，但他足智多谋，工于心计。高拱则性格外向，对于年仅九岁的朱翊钧，能否胜任皇帝的重担，表示深深的担忧，他曾在文渊阁向臣僚说：“十岁(虚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话语传到神宗嫡母陈皇后、生母李贵妃耳中，引起了她们极端的不快。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公开与高拱作对，并引张居正为外助，于是高拱首辅之位就岌岌可危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由来已久，嘉靖年间，冯保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地位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缺员，按资历当属冯保，但高拱却推荐了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之后，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从此，高拱与冯保积怨。陈洪与孟冲又多引诱穆宗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致使穆宗身体日坏，这样也引起陈皇后、李贵妃的不满，她们自然就亲近冯保了。就在穆宗弥留之际，冯保在陈皇后与李贵妃的支持下，取代了孟冲，引起高拱极端不快。于是，高拱想利用内阁和言官的力量除掉冯保，并同张居正商量，张居正表面答应，暗中却通知冯保。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后第一次接见朝臣，高拱欣然前往，以为这次一定是驱逐冯保。可结果却大出其意外，神宗端然而坐，冯保则立于其旁，冯保宣读了陈皇后、李贵妃及皇帝的谕旨，高拱被勒令回籍闲住。高拱听完，几乎昏厥，最后由张居正挟掖而起，狼狈出廷。张居正遂自然地成为首辅。
张居正为首辅后，对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颇受信任，而且尊重冯保，使冯保能和他密切配合。七月的一天，神宗在平台向张居正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按历朝习惯，皇帝初立，都要尊皇后和生母为太后，于是陈皇后被尊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两位太后将外朝委政于张居正，内政则交托于冯保，而且她们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管教亦颇严。慈圣皇太后以羽翼幼主的名义搬入乾清宫，每逢经筵、日讲后，她总要神宗重复一遍，严厉督责。并极力培植张居正的威望，致使小皇帝对张居正颇有几分敬畏。一旦神宗有所过错而不思改掉，慈圣总是说：“让张先生(居正)知道了，你怎么办呢！”于是神宗就只好认错。
政事之余，张居正则辅导神宗读书。他给神宗安排了经筵和日讲的课程。年幼的神宗颇喜欢书法和历史，张居正就常给他讲些历代帝王治国之故事，并让人选一些有关君德治道的文章做影格，供神宗临摹，使年幼的皇帝在写字中得以启迪。并劝告神宗，作为一代帝王，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到书法上，而应注意帝王之学，因为古代有许多皇帝，像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都长于诗文书画，但于国事无补，故应多方学习治国安天下之策。后来，张居正让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摘取八十一条，应当惩戒之恶行三十六事，各绘一图，并附文说明，神宗颇喜欢这套书，而且对张居正的忠诚亦颇为感动。
张居正在小皇帝面前树立了威严，又颇得两位太后的信任，内廷又有宦官冯保的支持。于是他辅政期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他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张居正目睹了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万历元年(1573年)他提出了“考成法”，首先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行之必效。对官吏考核逐级进行，督抚、巡按以之考核属吏，吏部因之督察抚按，朝廷再以之考察吏部之贤否。并且建立随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都有着落，有交代。在考察官吏中，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奖励了一批贤能正直官员。同时在中央竭力提高内阁权威，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明确其职责，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助督责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法令。同时亦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黜革一批不称职的学官。
对于边防，张居正亦颇为重视。他一向支持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同时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虽然小王子部数次率众十余万骚扰边境，由于戚继光、李成梁防守坚固，边境安然无事。
而张居正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财政危机，因此，理财就成为他改革的重点。他大力开展了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同时对皇室的费用，亦力求节省，以便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措施，以便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同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它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同时将以户、丁作为征收对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此外，张居正为了发展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万年间，黄淮经常泛滥成灾，经年不治。于是他重用潘季训，大力支持他治河，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张居正逐步推行改革的时候，神宗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钦佩张居正渊博的学识和果敢干练的作风。开始，君臣关系极为融洽，神宗时常关注张居正的生活，有次，张居正在值班时生病了，神宗到暖阁亲自调制椒汤赐之。酷暑之日，神宗让内使给张居正摇扇；数九寒天，则命内使在张居正站着的地方铺上毡片。张居正亦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但一旦碰上神宗有错，张居正往往颇为严厉，神宗对待张居正渐渐由敬畏到反感。有次，神宗朗读《论语.乡党》，不经心地把“色勃如也”错读成了“色背如也”。立在身旁的张居正厉声说道：“应该读作‘勃”！”神宗猛一哆嗦，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心想“难道这是朝臣对君主应该用的口吻吗？”于是逆反心理就日益滋生起来。尽管如此，在表面上，他们的关系还是颇为融洽。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的惯例，张居正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当时万历皇帝依然年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独掌政事，而张居正谋划已久的改革还刚开始，于是，神宗下诏书“夺情”，说是公务需要，张居正不必离职守孝，而且赙赠甚厚。但当时张居正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等，便以夺情为口实，群起而攻之，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说“夺情”是违背伦理纲常，要朝廷罢免张居正的官职。神宗则连下戒谕，廷杖首要分子，平息了反夺情的风波。次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归家葬父，神宗允诺，君臣相见于平台，相对哭泣，竟难分舍。三个月后，张居正从江陵返京，君臣关系一如既往。
万历八年，神宗已经十八岁，这时他觉得自己经书已经读完，政事又有张居正掌理，清闲之至，遂寻求消遣之策，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客用遂挖空心思，极力加以引诱。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神宗游玩到西城，酒后要小内监唱曲子，小内监张口唱来，曲调皆不和谐，神宗一怒之下将小内监鞭挞了一顿，而且割掉了他的头发。很快冯保就将此事报告给已搬到慈宁宫住的慈圣太后，神宗马上被叫到慈圣太后面前，被罚跪下，并狠狠地挨了一顿训斥，张居正在旁边一面给皇帝讲情，一面请求处治邪佞内臣，孙海、客用被杖，并被赶出内宫。此次惩罚，给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极大的耻辱，他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打击，对张居正遂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居正志得意满之际，神宗对他却日益不满。张居正晚年对待官员之升任与罢黜，亦多由自己爱憎，他渐渐表现得骄横起来，但其生前总算享尽了荣华富贵。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与世长辞，不久，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就纷纷上疏弹劾他。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逐追夺张居正官阶。次年四月，又籍没张居正的家财，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辅政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随着神宗的报复行为的发生，全都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