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海防建设（1）

明朝的海防建设，是随着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骚扰的日益频繁而逐渐突出的。在200年的抗倭斗争中，倭寇几乎侵犯了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地区。当然，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便是江浙和福建、广东沿海，这里是明朝抗倭斗争的主要战区。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之前，倭寇主要侵扰江浙一带，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之后，倭寇主要侵扰方向转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

一、明初海防建设

明初，由于倭寇侵扰，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明朝政府非常重视沿海的防务。从洪武初年开始，明政府就着手加强沿海的防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明朝形成了以海上的巡逻和陆上的警戒、城池的防守相配合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海防体系。

1.基本思想

明初的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南与越南接界，全长约1.4万余里。在这条海岸线上，有许多地方经常有倭寇出没，所以海防建设十分迫切。朱元璋实行睦邻自固国防的建设方针，宁可自己修建国防工事，也不去征讨他国。明初，朝廷在海防建设上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在沿海各冲要之地，建立起一个既可以聚集陆军，又可以聚集战舰的防御体系。当然，这种思想派生出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在沿海地区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沿海地区的人民不许私自下海，如果抗命不遵，私下与国外互相通市，则要处以重罚。明初朝廷这种规定，也是为了使海防建设与禁海政策表里如一，以求海防的真正巩固。

决定明初海防建设基本内容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政治上，当时明廷面临着元末造成的政局混乱，制度破坏，人心不稳定，各种反明势力的威胁等错综复杂，急需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权建设，因此海防建设也必须服从这一建设的要求。“禁海”政策的制定就是从断绝对反明势力的接济，巩固政权出发的。

经济上，朝代更替，经过了大规模的战争，被破坏的社会生产力需要恢复，凋残的社会经济需要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为巩固政权提供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建立陆上坚守与近海巡剿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可以保卫内地的经济建设。

军事上，北元残余势力虽然已经逃到漠北，但它并没有完全灭亡，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防御北边是当时国防建设的重点，这无形中就牵制了明朝的主要兵力、物力和财力，制约着海防建设，使明朝只能采取陆上坚守和近海巡剿的防御方针，而不能全面地来发展海军。

2.基本措施

明朝初期的海防建设主要有三项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增设卫所、修建城寨与烽堠、墩台。这项措施在东南沿海各地年年进行，几乎没有停止过。当时明廷规定：凡沿海卫所，每百户所设船1艘，每千户所设船10艘，每卫共船50艘，每船配兵百名。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经曹国公李文忠奏请，明廷在浙江设置了钱塘、海宁、杭州、严州、崇德、德清、金华等七卫及衢州守御千户所，共有军士5.25万余人。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命令信国公汤和前往浙西沿海筑城，招兵戍守，抵抗倭寇。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濒海的福州、兴化(治今福建莆田)、泉州、漳州四府，视察形势。对于有的卫所的城墙不能保护要害的，将其称置；对于老百姓每户中有3个男丁的就抽取1个来当兵。这次，共筑有16城，增设巡检司45个，并选丁壮1.5万人分隶各卫所。海防得到大大加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明廷又设置了莱州卫8总寨、宁海卫5总寨，抵抗倭寇。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在沿海各地域设立的卫所大致有：辽东8卫、1所，北直隶1卫，山东10卫、5所，南直隶(含沿江)9卫、10所，浙江11卫、30所，福建1

1卫、13所，广东8卫、29所。共有58卫、89所。此外，还有200左右的巡检司，以及城、堡关、寨、烽堠、墩台等1000多处。上述各卫所、巡检司，以及城关、墩堡、烽堠等设施，有1000多处，它们大小不一样，星罗棋布，延绵相续，点线结合，分布在以点为主的中国东南沿海1.4万余里的海防线，对于防御和打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永乐年间，明廷在沿海各地增筑了大量烟墩城堡，用来改善备倭设施。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明廷在浙江定海卫的新塘修筑烟墩。随后数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大力加强了沿海抵御倭寇的能力。

第二项措施是扩充沿海守备兵力。洪武年间，扩充沿海的方式各有不同：一种是在设卫筑城时，当时就调配兵员，分隶各卫所。如李文忠、汤和、周德兴在沿海设置卫所、修缮城堡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调配了许多兵员。一种是将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兵勇编入沿海卫所。一种是采用籍民为军的方法扩充守备兵力，如洪武四年(137年)十二月，靖海侯吴祯将兰秀山无田粮的农民共11.17万余人，编配各卫所为军。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明廷命令南雄侯赵庸将广州附近海岛上以捞捕水产为主无定居的水上居民，编为水军，分别隶属于各卫所。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修筑城寨时，采用民户三丁取一的方式，集结1.5万余人为沿海卫所的戍守兵员。当时，为了统一指挥沿海各卫所驻军和建立一支机动的巡海水军，明廷还于洪武七年(1374年)，任命吴祯为总兵官，统领广洋、江阴、横海、水军等四卫水军，并节制在京及沿海各卫驻军，每年春天派水军出海巡逻，分路防范倭寇，到秋天的时候还归各卫所，从而使明初的海防具有统一指挥与分海域守备相结合，机动巡剿与近岸歼击兼备的特点。

经过洪武一朝30多年的建设，沿海一带以卫所为支撑点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朱棣当上皇帝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原有的防御体系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因为当时已经迁都北京，为加强北京左翼的守备，首先在渤海湾沿岸相继建立了抚宁卫(治今河北抚宁北)、天津3卫等6卫一所，后来在宣德年间又增设广宁中右等5所。这些卫所建立后，连同洪武年间建立的山海卫一起，充实了渤海湾沿岸的守备兵力和支撑点，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沿海的防御体系。其次，明廷在渤海湾沿岸扩建卫所、增驻守备兵力的同时，永乐帝还在东北方向，加强了辽东半岛沿海海域的守备。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廷命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指挥沿海卫所，相机剿捕来犯倭寇。这年十二月，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在旅顺口的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头、爪牙山7处，修建了敌台、营垒，增配了铳炮，改善了拱卫北京的能力。再次，在山东半岛以南的沿海各地，永乐帝也派遣了将领，率兵屯驻要地，以加强海防的守备兵力。永乐二年(1404年)建立即墨营(治今山即墨)，永乐七年(1409年)建立登州营(治今山东蓬莱)，宣德四年(1429年)建立文化登营(治今山东文登)。这样一来，3个营形成了掎角之势，下辖24个卫所，隶属于备倭都司，统管海防事宜，对倭寇形成了有力的防御，加强了山东半岛和北京东南方向的守备。最后，在山东半岛以南的沿海各地，永乐帝也派遣将领，率兵屯防要地，以加强海防的守备兵力。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明廷命令丰成侯李彬统领官兵镇守广东等处，以防备倭寇的侵袭；命令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都指挥佥事郭义充副总兵，率领部队前往海道巡哨，如果遇到倭寇，就实施剿捕。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永乐帝又调整充实了南方沿海的备倭兵力部署：命李彬充总兵官、都督费*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南直隶淮安(今属江苏)至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西)沿海备倭；命令都指挥罗文充总兵官、指挥李敬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苏州抵浙江备倭；命令都指挥姜清、张真充总兵官，指挥李*、杨衍充副总兵，各率壮士5000人，海船50艘，分别往广东、福建备倭，上述南直隶、浙、闽、粤的沿海守备部队，统由李彬指挥；命令广东都指挥使司在所属沿海卫所中选旗军5000人，备海船50艘，装备军器、火器以能战将校率领，听总兵官姜清等节制，在沿海备倭。

第三项措施是增造战船。为了能使水师出海巡剿倭寇，洪武时期多次采取各种措施，增造战船。早在洪武初年的时候，就开始建造战船。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明廷建立水军等24卫的时候，每卫就配备了战船50艘，平时派350名军士缮理保养，要是遇到战事，就挑选军事素质好的军士进行操练和战斗。当时，水军24卫共配备了战船1200艘。这是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的较为强大的水军，担负着整个沿海海域的机动作战任务。洪武五年(

1372年)，由于倭寇侵犯加剧，水军由于缺乏战船而不能追击。鉴于此种情况，明廷于这年八月命令浙江、福建濒海九卫，增造海舟660艘，以抵御倭寇。十一月，朝廷又命令上述各卫建造多橹快船，提高船速，增强机动能力，以便在海上驰逐、追捕来犯的倭寇。随后，沿海各地每年都有增造，使沿海各卫所配备的战船数量有所增加。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沿海各卫每百户所和巡检司所配备的战船就已经达到2艘，如果按此计算，每千户所有20艘，每卫有100艘，比洪武三年(1370年)每卫配备的战船数量增加了一倍，大大改善了沿海卫所驻军战船的配备。永乐年间，为了满足近海巡逻和出海剿捕倭寇的需要，建造了大量舰船，据不完全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

1403～1419年)，全国各造船厂修造的各型舰船达2700余艘，其中用于抗击倭寇的舰船，就不下1500艘之多。

3.战船建造

元末明初的战船，随着与倭寇战斗的频繁和海防建设的需要，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明朝建立前，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和前来归附者所携带的战船，作为建立和扩大水军的基础。如朱元璋所部在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渡江前夕，活动于巢湖水域的起义水军首领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率领水军和带战船近千艘前来归附，为朱元璋的渡江做好充分的准备。朱元璋在南方歼灭元军和兼并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何真等群雄的战斗中，都不同程度地接收和缴获了许多战船，累计不下数千艘。这些战船都建造于元朝末期，其中既有大型主力战舰，又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战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战船建造的水平。明朝建立后，战船主要以设厂建造战船为主，建造的战船主要装备沿海各卫所驻军，用来改善沿海的防御措施，抵御倭寇。

明朝初期，造船业统一由工部下属的都水清吏司职掌管。从当时战船的建造来看，当时都水清吏司职掌管的造船业，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直接统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专门设置了龙江提举司管理造船的事情；二是一些地方布政司设立的造船厂，由参政或参议兼管，无定制。沿海都司和卫建造的战船，要么由军队自己组织人员修建，要么按照建造战船所需要的材料和钱，拨料拨款，交付地方造船厂建造。以上各造船系统建造的船只相当多，主要有加强海防和水军作战用的备倭船、战船，供御用的黄船，海上漕运的遮阳船等。而龙江造船厂则是专门为建造战船而设立的造船厂，集中反映了明初战船建造的发展状态。

龙江造船厂

龙江造船厂是直属工部的战船建造厂，由都水清吏司直接管辖，建于洪武初年。据《龙江船厂志・建置》记载说：“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民塘池；西北抵仪凤门第一厢民住官廊房基地(阔一百三十八丈)；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张骐田，深(即长)三百五十四丈。”约相当于今天南京市汉中门和挹江门之间的江东乡一带，靠近长江边。据计算，该厂共占地814亩。

龙江造船厂的行政机构为龙江提举司，总理造船业务。司设提举1人，正八品；副提举2人，正九品；典史1人，不入流。该厂的办理机构为帮工指挥厅，设帮工指挥千户、百户各1人。提举专掌战船、巡船的政令，在建船时负责招工、购料的事情；建成后则督促工匠设计规定制式造船，不得违背，并按赏罚制度进行奖罚；船造成后，统计上报工部都水清吏司，听候验收调用。帮工指挥千户、百户主要督率驾船官军在厂协助工匠造船；他们的业务由兵部5年考选一次，择廉勤者充之，受中军都督府操江都察院约束。

龙江造船厂内的工匠都是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的府县居民，开始的时候有400余户，属提举司管，编有4厢，每厢设厢长1人，下编有10个甲，每甲设甲长1人，统10匠户。各厢工匠都有大致的分工：一厢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为船木铁缆匠；三厢为*匠；四厢为棕篷匠。在400余匠户中，选择丁力有余、行为端正的45人任作头，在技术上督促、检查工匠的工作情况，分布于各工种之中。其余工匠，均分配在各作坊中。

龙江造船厂设有篷厂、细木作坊、油漆作坊、*作坊、铁作坊、篷作坊、索作坊、缆作坊等制造作坊。对进料、管料、用料、成品检验及财务等，都有严格的制度，明细的规定，违者要受到处罚。该厂规模宏大、机构健全、指挥畅通、分工明确、制度严密、要求严格，是中国14世纪末叶典型的作坊式军用造船厂。到永乐的时候，因为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宝船在该厂建造，所以又被称为宝船厂。

除龙江大型造船厂外，洪武时期还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设有大小不同规模的造船厂或作场、作坊，招募当地造船工匠，建造各种类型的战船。它们也承造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战船和军用船，成为明初加强海防的重要船源之一。

战船形制

洪武时期建造的抵御倭寇的战船及其他军用船，在形制构造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仿照古代的形制制造的；一类是明初自创的形制。

(一)仿古战船

仿古制造的战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等。

在仿古战船中，楼船是一种大型战船，也当做指挥船用。船面上建有3层楼，两舷内侧列女墙战格，开弩窗矛穴，对外射击、刺杀，外施毡革御火，安置了炮车、檑石、铁汁，船上可行车走马，如同水上高城，只是因为船体巨大，难以机动。

蒙冲船体比楼船稍小一点，船楼顶部及两侧都是蒙以生牛皮，用来抵御矢石。其四周开弩窗矛穴，用来对外射击、刺杀。这种战船由于船体较小，航速较快，便于机动，是与倭寇进行水战的主要战船之一。

斗舰属于一种中型战船，两侧有女墙，可遮蔽士兵身体，墙下开掣棹孔穴；船舷内有五尺，建有战栅，高度与女墙一样，栅上又建有女墙，布列了士兵，上面没有顶，是一种攻击型战船。

走舸是一种小型战船，大约可以乘8名精锐有力气的勇士，他们多持长杆格斗兵器，便于快速攻击，这种战船上的士兵都必须会操纵战船。

(二)自创战船

自创的抗击倭寇的战船有400料(笔者注：料在这里是容量单位，1料即1石，相当于10斗，合重量120斤)战座船、200料战船、150料战船、100料战船，叁板船，浮桥船，400料巡座船，快船等。

400料战座船是当时各营的帅船，这种战船大而雄壮，并且坚实稳固，能够在大风大浪中行驶，敌人要是看到这种战船，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恐惧。

200料战船、150料战船、100料战船是当时3种主要的战船，它们配合作战，具有大小皆具、快慢并重的特点。

叁板船是小于100料的小型战船，载乘士兵10余人，具有往来神速、效率高、机动灵活的特点。

浮桥船是一种舟桥船，用于济渡军队通过江河。

400料巡座船是大型海防巡逻船，主要用于控据要害，以观察倭寇船只的出没。有时也用作观察水军操练，具有“操练以观其(水军船阵)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舟楫志・图式》)，是战巡合一的军用船。

快船是航速较快，便于在水上机动作战的战船。

4.组建远洋舰队

永乐帝朱棣组建远洋舰队，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其目的虽然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保卫海疆，但此举是从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着眼，在军事上收到了保卫海疆的效果，起到了发展海军、廓清海疆、巩固海防的重要作用，特别对打击倭寇更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朱棣称帝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封闭的海防政策需要调整，宽弛海禁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建造战船，扩大海上战备水军，把海防线从陆上推进到海上，而发达的造船业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充裕的条件。同时，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为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民，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方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因此，朱棣在永乐三年(1405年)组建了第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由总兵官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出使西洋的活动，至宣德八年(

1433年)，前后共进行7次。远洋船队的舰队的规模蔚为可观，历史影响深远。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来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宝)太监。郑和的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所以有“哈只”之称，受到了乡里人的敬重。郑和兄弟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洪武十五年(1382年)，郑和12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1399年)，他29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官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情。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舰队，全队共有各型舰船20艘，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2艘(一说63艘)。舰队共有官兵2.

78万余名，大多数是从直隶和驻南京地区各卫所抽调而来的，按军队的列序编制而成。远洋舰队的基本组成人员有官校、旗手、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27668名。官868名，军士2.

68万名。其中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百户403名，户部郎中1名，阴阳官1名，教谕1名，舍人2名，医官医士180名，余丁2名，正使太监7名，监丞5名，少监10名，内使53名。在全舰队人员中，以郑和为正使的外交使团成员并不多，而以他为总兵官执行护卫使团任务的战斗、航海和后勤保障人员却有2.6万多名。

战斗人员由各级指挥官和军士组成。指挥官包括舰队统帅总兵官郑和，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以及旗校等。军士包括旗卒、勇士、力士、余丁等。从编成方法看，这与战时派遣总兵官统率各卫所驻军出征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明廷是作为一种战事来派遣舰队护送使团的。在战斗人员中，指挥人数较多，这是为了适应百余艘甚至200多艘舰船单独作战并增强战斗力的需要而编配的。

航海人员包括水手、阴阳官等，他们运用天文、地文、水文等科学技术知识，使用航海罗盘等仪器，驾驶巨大的舰船，乘风破浪，顺利地完成了各次航海任务。

后勤保障人员包括各种工匠、医官、医士，以及买办、书手等。他们承担舰船的维修保养、人员的医疗保健、生活品的供给等任务，是全舰队得以顺利航行的根本保证。

明廷派遣郑和组建的远洋舰队，规模之大，组织之完备和严密，在我国古代水军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当时的世界之最。远洋舰队的七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发展了同西洋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铲除了一些危害西洋诸国的祸害，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声誉，招抚了逃亡海岛的流民，袭剿了盘踞海中的寇盗，廓清了海疆，巩固和发展了沿海地区的安全。同时，郑和的航程最远到非洲东南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举壮。

5.南京海防建设

在明朝的海防布局中，对南京的防卫占有重要的地位。南京是明初的京城，陵寝所在地，而且又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防止倭寇入犯南京便成为明朝海防的重要任务。为此，明朝政府除了加强沿海的防御，还注意加强沿江的防卫。早在洪武年间，就在新江口部署了8000名水兵，后来又增长到万人以上，并造战船达400艘。并在江南沿海设置金山、太仓、镇海、镇江等卫和青村、南汇、吴淞、崇明等守御千户所，在江北设置扬州、高邮、仪真、大河、淮安等卫和通州、盐城、泰州、兴化、东海、海州等守御千户所。金山卫和青村、南汇二所与浙江定海的舰船可御敌于海上，崇明、吴淞二所可以制敌于长江口，金山、太仓、镇海、镇江、扬州、仪真等卫可以歼灭敌人于陆上，海上、江上和陆上层层设防，倭寇便难以入犯南京。

二、天顺至嘉靖前期海防建设

1.海防废弛现状

当明朝的历史进展到嘉靖年间的时候，由于政治腐败，海防更加废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沿海卫所军伍空虚，屯田破坏。

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海防同内地和边防一样，卫所军士兵多数逃亡，甚至有的一个卫还不到1000人，一个所不到100人。而茅元仪在《武备志》卷200《方舆》12中说，每个所的人数大约为1120人。由此可见沿海卫所军伍空虚的程度之深。这里有一组卫所、巡检司原额和缺额的对比数字：

广东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碣石、潮阳等卫原额总数39200员、旗军数27440员，而旗军现额为8281员，缺额19159员，缺额达69.8%；

广东、镇州、录山、永安等27所原额总数30240员、旗军数24192员，而旗军现额为9185员，缺额15012员，缺额达62.1%；

福建镇海卫原额总数8960员、旗军数6272员，而旗军现额为1500员，缺额4772名，缺额达76.1%；

山东、灵山、鳌山、大嵩、莱州、靖海、成山、宁海、威海、登州、安东等卫原额总数为48160员，而旗军现额为21971员，缺额26189员，缺额达54.4%；

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巡检司弓兵原额950员，而旗军现额为376员，缺额574员，缺额达60.4%；

福建泉州沿海苎溪等17巡检司弓兵原额1560员，而旗军现额为673员，缺额887员，缺额达56.9%。

也就是说，到嘉靖年间的时候无论是沿海卫所的军士，还是巡检司的弓兵，缺额都在50%以上，有的竟然高达70%以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造成卫所军士大量缺额的根本原因在于卫所军士待遇低下，又受到了种种盘剥，使他们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逃亡。卫所军除了从征和归附的外，其他的都是强征而来的。他们根本就不乐意当兵，但在强逼之下又不得不世世代代从事这一职业。卫所军士月粮一石，根本不够养育妻儿，再加上军官的种种盘剥，致使他们有病无钱求医，死后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妻儿还衣不蔽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另谋生路。在明朝初期，由于法律严苛，将官尚能尽职，军士无法逃脱。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嘉靖年间，严嵩专权，上下贪污成风，法律废弛，卫所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月粮和索取贿赂，对逃亡的军士不加过问，所以士兵逃亡的十分多，要么回到了原籍，要么就是改做工人，或者是经商去了。

当然，沿海卫所军士的逃亡与军屯的破坏也有很大的关系。明初实行军屯制度，到了中期，由于屯军逃亡，屯田减少，并渐渐被破坏。到嘉靖年间，屯田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被埋没了。如福建六鳌所屯军只剩下了42人，福宁卫虽然多一些，也不过717人，减少了57.

4%。浙江有的卫屯军减少得也十分严重，如海门卫只剩683人，山东登州卫更少了，只剩114人，其他多数卫也只有200人。屯军的减少反映了屯田的破坏。

那为何屯军要逃亡呢，原因十分明了。

首先，屯军不堪剥削奴役，纷纷逃亡，屯田荒芜。明廷规定每个屯军军士都要缴纳一定的粮食和负担各种差役。如建文四年(1402年)规定，每军田一份纳“正粮”12石，“余粮”12石。永乐二十年(1422年)诏“余粮”只纳6石，但没有形成定例。洪熙元年(1425年)诏为定例，但实际缴纳往往超过此数。但是由于有的地方土地贫瘠，各种灾害等因素使军士完不成缴粮定额，生活没有着落，只有抛下土地逃亡去了。

其次，屯田被侵夺。侵夺屯田的有势家豪族，也有内监、军官。嘉靖年间，辽东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种军民田地，多的达到250余顷，少的也有10余顷。他们侵占土地不算，还要役使军士为他们耕种，真是猖狂到了极点。这种情况在当时几乎遍及全国。

再次，屯田转佃、民佃以及典卖等。屯军逃亡，屯田减少直接影响军饷供应，使卫所旗军饷严重。如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没有一个卫所不缺支的。

卫所军队大部分都逃亡了，剩下的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之辈。平时的训练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不习手中的武器，不知战阵，更是漫无纪律。而带领军队的将官，多为纨绔子弟。正如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11《择将才》中说：“纨绮习深，英雄气少，虽驰马弯弓有未能者，况望其谙韬略乎!”

人们不得不问，这样的军队面对倭寇，他们能胜任吗？倭寇能不猖獗吗？

第四，水军减少，舰船破损。

明初，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明廷曾命令沿海各卫每百户所要造一只船，每卫共有5所，所以每所要有船50只，还要相应建立水军，到海上巡逻。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沿海水军如同沿海卫所军一样缺额严重，沿海卫所的舰船大部分都破损了，有的甚至荡然无存了。广东沿海东中西三路原募2100名打手、驾船后生，防守沿海，这时只招募1100名。烽火门水寨原额4402人，现在只剩下了1068人，缺额73.7%；小垂(埕)水寨原额4402人，现在只剩下201人，缺额54.1%；南日水寨原额4700人，现在只剩下2143人，缺额54.4%；浯屿水寨原额3429人，现在只剩下1961人，缺额43.

7%；铜山水寨原额181人，现在只剩下620人，缺额65.8%；元(玄)钟水寨原额1133人，只剩655人，缺额42.2%。

水军的舰只破损也十分严重。等到抗倭将领朱纨来整饬海防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水军的舰只破损相当严重。福建铜山水寨原来有战船20只，到嘉靖时只剩下了1只；元(玄)钟水寨原来有战船20只，现在只剩下了4只；浯屿水寨原来有40只，现在只剩下了13只。而即使是剩下的战船也都破损不堪，不能出海作战。朱纨发现，这种情况数浙江最为严重。黄华水寨原来有战船40余只，江口水寨30余只，飞云寨40余只，镇下门水寨20只，白岩塘水寨20只，这时都完全撤防了。南直隶的金山及青村、南汇二所原来有哨船多达160只，现在竟然一只都没有了。

2.海防废弛的种种原因

明朝迁都北平(今北京)，国防重点北移

其实朱元璋也有迁都北京的想法，但鉴于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侵犯的形势，并且由于北方在元末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地旷人稀，经济凋敝；运河也没来得及修复，江南的粮食和物资无法大量地北运，他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把首都建在南京。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客观现实向明朝统治者表明，明朝的都城建立在北平最合适。

客观现实之一：明代边地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继续加强，各族统治者在政治上都与明朝保持着隶属的关系，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当时，蒙古地方的统治者虽然与明朝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蒙古人民与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不少蒙古族人停留在内地生产，也有不少蒙古人正在向内地迁徙。《明太祖实录》卷66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其中就有很多蒙古族人民。蒙古族人民从事农业经济生活的比重越来越大，牧民也迫切需要内地物资。加强汉族与蒙族人民的联系，是两族人民的共同意愿。

客观现实之二：各民族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也要求政治上进一步统一在当时，北平具有很多作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的优越条件。北平曾经是元朝的首都，有着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传统。北平离蒙古和东北都很近，又是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必经之地，朱棣认为，建都在这里，便于维系对东北的统治，从而可以牵制蒙古族统治者的势力。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希望把塞外蒙族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虽然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却明白这一点：以北平为首都，把北平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驻地，就可以更及时地掌握情况的变化，更及时地部署和调配军事力量。

客观现实之三：北平地区的形势非常险要，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环沧海，右依太行，易守难攻。北平周围由西南向东北，有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等要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师安全。就连朱棣都说：“水甘土厚，物产丰富。”(《明成祖实录》卷130)北平与南方联系也较为方便，可以取海道上下，也可以利用运河来往。当然，与东北和西北联络就更为方便了。

当然，明朝之所以能够定都北平，还得利于朱棣当燕王的时候对北平的了解，他长期驻守北平，对北平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了解。

经过漫长的酝酿过程后，朱棣决定迁都北平。不过，朱棣迁都北平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利害因素。朱棣在北平起家，他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实力，都在北方。朱棣在夺得皇位后，虽然当时仍以南京为都，但他的夺位之举，仍旧受到了南京不少遗臣的非议，甚至还有的死党想卷土重来。与南京相比，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据地，有大批的嫡系并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更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另外，朱棣在登上皇位后，朝廷重臣自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北平三卫的宿将和靖难之役中的功臣。这些文臣宿将，长期居住在燕京地区，跟随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京地区大多有自己的恒产定业，又有妻儿亲朋，不愿意搬到南京，因而当然支持迁都北平。有大臣说，北平是“龙兴之地”，是燕王的发祥之地，都城理应回到“龙兴之地”。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的一天，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皇帝，建议将北平升为陪都。李至刚的这一说法正合朱棣的心意，心情特别高兴，并立即下令改北平为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时北京城的各种建设都全面展开了。明朝迁都北京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真正表明朱棣决心迁都却是在永乐五年(1407年)。这一年朱棣巡幸北京。这次巡幸，朱棣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察院，与南京各自形成一套系统。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迁都的心迹。永乐五年(1407年)，徐皇后病逝。徐皇后是大将军徐达的女儿，与朱棣共同征战南北，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他患难与共的夫妻。但是徐皇后死后，朱棣并没有急于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在北京的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现在的长陵。细细想来，如果不是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他是不会把心爱的徐皇后下葬到北京的。

朱棣迁都北京也是历经艰辛。许多大臣本来就生活在南方，都不愿意迁都，反对朱棣迁都北京。即使在迁都北京之初还有不少大臣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都遭到了雷击起火，全部化为灰烬。朱棣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这时，那些本来就反对朱棣迁都的大臣却借此事反对迁都。朱棣十分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此时，反对迁都的大臣们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双方争辩激烈，朱棣命令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渐渐缓和了矛盾，迁都之议才算是平息下来。

北京城的每一处建筑无不考虑到军事防御，这是时代的需要，就像今天建筑房子必须考虑到防空一样，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只是防御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样。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宫殿，修城垣。第二年，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结束，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

当然，凡事都是利弊共存的，明朝迁都北平(今北京)，国防重点北移，从整体上巩固了明朝国防，但也为倭寇提供了可乘之机。

政治腐败，戎政大坏

正统至嘉靖前期海防建设的废弛，与当时明廷政府腐败和戎政大坏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并不十分直接，但却对海防建设影响深远，是海防废弛的根源。

早在英宗正统时，大地主阶级就凭借他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到了天顺以后，土地兼并的风气越来越烈，特别是到了正德年间，这种风气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争相掠夺土地。广建“皇庄”是皇帝和宗室夺占民田的重要手段。据正德九年(1514年)的统计，畿内皇庄所占地竟达37595顷46亩(夏言：《勘报皇庄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20)。皇亲、国戚、宦官们兼并土地也十分猖獗，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如宪宗时的宦官王直竟然占“荒地”达2万余顷。除了皇、官庄的兼并外，各地地主兼并土地也十分激烈。如正德时，大学士梁储的儿子梁次摅，在广东老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摅又仗势杀死杨家200余人。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土地高度集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相继流亡，而赋税的征收，又加剧了农民的流亡。赋税，除了原来已有的相当沉重之外，这时又增加了一个所谓“赔纳”的负担。即某一地方的农民逃亡，他们原来负担的赋役就转嫁到还未流亡的农民身上。农民流亡越多，尚未流亡的人的负担也就越重。负担越重，农民流亡越多，这种恶性循环，使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天顺以后，流民几乎遍及全国。成化时，仅北直隶顺天府流民就达到26.3万多户，72万多人。

宦官专权和肆虐，是明朝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代地主阶级自身溃乱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英宗正统时，宦官专政，王振用事，是导致土木之役、英宗北狩的重要原因。英宗复辟后，一直到武宗的几代皇帝，除孝宗略好一些，其他皇帝都昏聩无能，长期不问政事，于是宦官越加势大权重，对朝廷，对全国人民的毒害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东厂和西厂建立后，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提督，这样就使宦官控制了厂权，加速了宦官专权的过程。到正德年间，宦官的权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时，好逸乐的武宗帝靠宦官来达到欲望，统治全国人民。而宦官则靠满足武宗好逸乐的欲望，取得信任，擅权作恶，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宦官不仅在政治上窃夺权柄，挟制内阁，而且在经济上严重干预着财政，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加速封建王朝经济崩溃，导致农民起义迭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借采购宫用物品等的机会，搜刮地方百姓，弄得民不聊生。宦官专政造成统治危机。

戎政大坏，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英宗复辟后，不仅杀害了于谦，废掉了团营，还为酿成土木之役大祸的宦官王振恢复了“名誉”。于是宦官的势力重新高涨，从英宗天顺至武室正德，宦官干军、乱军变本加厉。这时，宦官统兵监军更加频繁，败坏军事更加严重，宦官不仅平时提督甚至总督京营，而且战时担任权势甚重的监军。这种情况在英宗正统时虽然有过，但并不普遍，往往用于大的军事行动，而天顺以后，宦官统兵监军则变得普遍和更加频繁。统兵监军的宦官并不懂军事，实际是充当军事特务。他们凭借手中的特权，谎报军情，邀功请赏，为所欲为，给军队建设和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时，宦官占役买闲的也十分普遍，军伍大量耗散。

“世荫”制度的弊端

在明代，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晋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使用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人，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种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势在必行，而改革的初步，乃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且又精通各种战术。

三、嘉靖中后期海防建设

1.朱纨整饬海防

嘉靖中后期，倭寇及勾引倭寇的汉奸盘踞在沿海的岛屿上，四出劫掠，而浙江、福建二省，拥有的军队都差不多，但军队漫无军纪，倭寇十分猖獗。当时的巡御史杨九泽鉴于这种“两省官僚不相统摄，制御之法终难划一”(《明世宗实录》卷324)的情况，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向朝廷进谏，提出设置兼制福建、浙江二省巡抚重臣的建议。鉴于当时的形势，明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同年七月任命巡抚南赣汀漳的左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第二天，又给朱纨以旗牌，使其具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朱纨出任巡抚后，迅速了解了闽、浙的海防状况和倭患之所以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他改变了过去浙江、福建二省各行其是，各管本土，互不联系的分散状态，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军事区划，便于协调行动，抗击倭寇入侵。

革渡船，严保甲

当时乡官渡船是倭寇的羽翼，沿海地方着姓大族与倭寇勾结，百姓虽然知道情况也不敢报告官府，朱纨认为，不禁止乡官的渡船，海道就不可能清除，不严海滨的保甲，海防就不可能恢复。于是，朱纨决定首先割断汉奸窝主与倭寇的联系。正当朱纨困惑之时，福建按察司佥事项高及月港(今福建龙海)士民严世显建议，立即实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明史》卷250《朱纨传》)的措施。朱纨收到这个建议后，当即拍案叫好，并下令公开告示，宣布“先之以不追既往，继之以赏罚利害”(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卷250)，严格禁止船只出海，查禁一切渡船，杜绝与倭寇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