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御林军研究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明代第三任皇帝成祖朱棣下诏第二年改京师为南京(今江苏南京)，北京为京师；第二年正月，明代正式迁都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在万岁山(即现在景山)上吊自尽，明王朝宣告结束。明代在以北京为都的223年里，北京始终处于民族政治、军事斗争的前沿，保卫京师北京的安全是明代军事工作的重要任务明廷将七八十万京营军驻扎京师，筑长城、修城池，加强北京的警备，设“上二十六卫”担负宫廷警卫，建立了一套防卫与治安制度。所以，明代的禁卫军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禁卫军，它既是京城的守备力量，又是对外作战的主力军但由于明王朝又是中国古代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败的一个王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在明王朝发生了明显的下降。明王朝的创立者鉴于宋元两朝因宽纵而灭亡的反面经验，定下了对内实行严酷统治的立国宗旨。整个明王朝都体现了十足对内的、严酷的政治风格。明朝禁卫军与秘密警察合为一体的制度，正是它采取对内严酷统治的工具。而禁卫军制度的庞杂多变管理上的混乱腐败、战斗力下降，也是明王朝衰败的原因之一。在明代的禁卫军中，锦衣卫权势最重，对明朝影响最大，它是明代内廷禁卫军的代表，是承担着侍从皇帝与展列皇宫仪仗的最重要的禁卫力量。

一、明代北京防御体系的修建

在北京为都的历史中，明代御林军工事防御体系是最为坚固，也是大动干戈进行修建的一个朝代，同时它还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修建长城的朝代虽然明代已经出现了火炮之类的热兵器，并且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从高峰走向低谷。但既然明王朝的皇帝们不断地进行防御体系的修建，说明城池、长城工事防御体系，对于保卫当时的北京城，保卫封建统治的核心，仍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1.明代北京城池防御体系的修建

元朝末年，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农民大起义如同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并且坚持了13年之久。起义军转战各地，一度攻占了蒙古统治者的老巢上都，甚至烧毁了“富夸塞北”的帝王宫阙，并且逼近大都城下。此时，腐朽的元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虽然红巾军最终不幸失败，但在红巾军与元军浴血奋战的时候乘机在长江下游一带发展起来的朱元璋势力，却不断壮大。朱元璋在兼并了起义军陈友谅、张士诚的势力后，占领了江南半壁江山，并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派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

北伐军适应了广大人民迫切希望结束元朝暴政的要求，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明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徐达率北伐军直逼大都城(今北京城)。八月二日，明军进攻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和后妃、太子以及部分蒙古大臣从健德门仓皇北逃。至此，历时98年的元朝宣告灭亡。但是朱元璋早在这年的春天正月就在南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宣布南京为国都。徐达将大都城改名为北平。

虽然元顺帝退走蒙古高原，但他继续号称大元皇帝，时刻伺机南侵，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城的军事战略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而此时，北平城北部比较空旷，加上多年战乱饥荒，许多人要么出走，要么死亡，日益荒落。于是，明朝统治者开始修建北平城池防御体系。

在北平城防御体系上，大将军徐达立下了汗马功劳。

首先加强了城防。由于元大都城垣阔大，又是土筑的，这种防御体系显然不能满足徐达等人的心理要求。于是，他们决定首先紧缩城垣，同时将四面城垣加高并砌砖。为何他们要放弃大都城的北部地区，在北城垣以南五里处另筑新墙呢？出于军事防御目的最为明显。因为大都城北部空旷，北城垣南移对防卫确实有着非凡的意义。具体负责新筑城垣工作的是指挥华云龙。考虑到军事防御，北平城东、西、南三面城垣基本上是在元土城墙的基础上，外加砖包砌而成的，这三面的城垣高达到了三丈，城宽二丈；而南移的北城垣，则高四丈有余。

其次是加强了北平周围的防备。元顺帝退走蒙古后，还时常进行反扑，总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而要夺回中原的统治，首先就要夺回北平城。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只加固北平城本身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以北平为中心基地，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徐达占领北平后，立即在北平府设了六处卫所，驻扎重兵。除外，北平城东边的通州卫、东北的永平卫、后来所设的大宁卫，都成为北平东、东北方面的屏障。而在西北地区，又有开平卫，以及后来设的宣府诸卫，成为北平西北的屏障。

不过徐达将军这种城防体系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根据形势需要而修建的，所以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当时也并未作为都城的标准来修建。明建国之后，军事虽然进展迅速，局势也很快趋于稳定，但经济仍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北平城市建筑整体设计还提不上日程。

朱棣为何迁都北平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明京师防御体系，都是明廷确定定都北平后所修建的。其实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有过建都北平的打算。但是，由于北方在元末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地旷人稀，经济凋敝；运河也没来得及修复，江南的粮食和物资无法大量北运，只得把首都建在南京。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客观现实向明朝统治者表明，明朝的都城建立在北平最合适。

客观现实之一：明代边地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继续加强，各族统治者在政治上都与明朝保持着隶属的关系，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当时，蒙古地方的统治者虽然与明朝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蒙古人民与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不少蒙古族人停留在内地生产，也有不少蒙古人正在向内地迁徙。《明太祖实录》卷六六记载，洪武四年(1671年)六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其中就有很多蒙古族人民。蒙古族人民从事农业经济生活的比重越来越大，牧民也迫切需要内地物资。加强汉族与蒙族人民的联系，是两族人民的共同意愿。

客观现实之二：各民族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也要求政治上进一步统一。在当时，北平具有很多作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的优越条件。北平曾经是元朝的首都，有着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传统。北平离蒙古和东北都很近，又是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必经之地，朱棣认为，建都在这里，便于维系对东北的统治，从而可以牵制蒙古族统治者的势力。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希望把塞外蒙族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虽然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却明白这一点：以北平为首都，把北平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驻地，就可以更及时地掌握情况的变化，更及时地部署和调配军事力量。

客观现实之三：北平地区的形势非常险要，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沧海，右依太行，易守难攻。北平周围由西南向东北，有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等要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师安全就连朱棣都说：“水甘土厚，物产丰富”(《明成祖实录》卷一三○)。北与南方联系也较为方便，可以取海道上下，也可以利用运河来往。当然，东北和西北联络就更为方便了。

当然，明朝之所以能够定都北平，还得利于朱棣当燕王的时候对北平了解，他长期驻守北平，对北平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了解。

经过漫长的酝酿过程后，朱棣决定迁都北平。不过，朱棣迁都北平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利害因素。朱棣在北平起家，他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力，都在北方。朱棣在夺得皇位后，虽然当时仍以南京为都，但对他的夺之举，仍旧受到了南京不少遗臣的非议，甚至还有的死党想卷土重来。与京相比，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据地，有大批的嫡系并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另外，朱棣在登上皇位后，朝廷重臣自然换上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北平三卫的宿将和靖难之役中的功臣。这些文臣宿将长期居住在燕京地区，跟随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京地区大多有自的恒产定业，又有妻儿亲朋，不愿意搬到南京，因而当然支持迁都北平有大臣说，北平是“龙兴之地”，是燕王的发祥之地，都城理应回到“龙之地”。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的一天，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皇帝，建议将平升为陪都。李至刚的这一说法正合朱棣的心意，心情特别高兴，并立即令改北平为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天府。同时北京城的各种建设都全面展开了。明朝迁都北京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真正表明朱棣决心迁都却是在永乐七年(1407年)。这一年朱棣巡幸北京。这次巡幸，朱棣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察院，与南京各自成一套系统。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迁都的心迹。永乐五年(1407年)，徐皇后病逝。徐皇后是大将军徐达的女儿，与朱棣共同征战南北，自然有着深的感情，是他患难与共的夫妻。但是徐皇后死后，朱棣并没有急于把她安在南京，而是在北京的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现在的长陵。细细想来，如果不是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他是不会把心爱的徐皇后下葬到北京的。

朱棣迁都北京也是历经艰辛。许多大臣本来就生活在南方，都不愿意都，反对朱棣迁都北京。即使在迁都北京之初还有不少大臣反对。永乐十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都遭到了雷击起火，全部化为灰烬。朱棣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这时，那些本来就反对朱棣迁都的大臣却借此事反对迁都。朱棣十分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此时，反对迁都的大臣们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双方争辩激烈，朱棣命令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渐渐缓和了矛盾，迁都之议才算是平息下来。

北京城的每一处建筑无不考虑到军事防御，这是时代的需要，就像今天建筑房子必须考虑到防空一样，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只是防御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样。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宫殿，修城垣。第二年，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结束，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