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宦官真的很坏吗？
在以四大权阉为例，讲述了明朝宦官的组织结构以及典型人物后，相信我们对于怎么对付宦官，已经有了自己的心得。梦想着如果穿越回去，能够在所身处的时代里成为英雄的朋友，对于怎样在成为英雄的道路上，战胜这群宿命的大反派，想必也有了心得。
只是，也许这些心得的总结都是徒劳的，因为如果真的穿越回去，我们认定的坏人，未必一定是坏人们，那些想象中呼风唤雨的公公们，未必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们说到明朝，在总结这个朝代的劣迹时，“宦官专权”通常习惯性的被当做极其重要的一条，然而一个现实却是，即使最为瞎编的电视剧电影，里面塑造的最为拉风嚣张的宦官们，也极少有人能够把皇帝变成傀儡，相反，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着蒙蔽忽悠皇帝，从而狐假虎威窃据高位的。而放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样的说法，相对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些恶名昭着的公公们，他们做的大多数有历史记录的坏事，背后都有皇权的授意。比如我们说刘瑾的劣迹时，常说他借着明武宗玩乐的机会擅自做主，作恶多端。然而《明实录》却告诉我们，明武宗在放手启用刘瑾的同时，又早已授意谷大用和张永监视刘瑾，刘瑾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的掌握中。再比如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史料上经常津津乐道，他借着明熹宗做木匠活的机会请示工作，并获得授权。而史料上同时告诉我们，明熹宗在不耐烦的告诉魏忠贤，他自己看着办就行之后，也都会习惯性的加上一句：好好干，别骗我。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不少，嚣张的宦官也不少，然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宦官，其威权可以超越皇权，无论多么权势熏天的宦官，在转瞬间身败名裂时，面对皇帝的清算，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有效的反抗，清一色的成了待宰的羔羊。仅凭这条，我们就可以说，明朝宦官或许有专权，但是比起别的朝代来，他们显然专权的不够，无论专权到怎样的程度，他们都无法逃脱皇帝的掌控，皇帝想要灭他，使个眼色写个纸条，都是分分钟的事情。而如果放在唐朝，那可不一样了，唐朝的宦官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可以很随意的给皇帝说，您坐在皇宫里摆个样子就行，国家大事交给我处理就行。如此无法无天，唐朝皇帝气的脸都紫了，最后也只能没办法。这份威风，明朝宦官恐怕做梦也不敢想。
所谓有多大权，造多大孽，即使不翻案，也不得不说，名声颇大的明朝宦官，即使是魏忠贤这样的极品恶人，在后人的文艺作品中，他们的威权和坏，也是被有意无意放大了。所谓的反派大BOSS，与事实其实出入颇大。
而明朝宦官名声臭，另一个直接原因，却是要拜他们的老对头文官集团所赐。明朝的历代实录，都是由文官们主修的，我们今天研究明朝历史的诸多民间笔记，也大多来自文人的记录，而这些人，或者本身属于文官集团，或者和文官集团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清朝人修《明史》的时候，以张廷玉为代表的主修团队，除了来自清朝官僚系统内的文官外，就是以“前明遗老”身份参与编纂的明朝文官集团成员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明朝历史的所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由宦官的固定敌人们完成的，敌人的笔下，他们会成为啥模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历代编纂史书，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这里的避讳，不止是我们所知道的避君主名字的名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坏事栽在帝王的身上，也就是说，每一段历史的错误，都需要有人替帝王来背黑锅，一般来说，如果发生错误的这个时代有奸臣，自然是奸臣来背，但如果没有奸臣，或者奸臣一个人背不起来，那自然也要找更有资格背的人，那当然就是宦官了。虽然他们做的大多数事，都来自帝王的授意和允诺，但是既然帝王的坏话不能说，那么对不起，所有的脏水你就都挨了吧。
如果我们以“四大权阉”为例，在他们所犯下的罪过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背黑锅”的嫌疑。先说王振，他最大的罪过就是“土木堡之变”，然而事实上，横刀立马沙场，在当时不止是王振的梦想，同时也是他的领导明英宗的梦想。早在明英宗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明宣宗把他抱在膝盖上，亲昵的问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胆敢造反，你敢不敢亲自带兵去讨伐他们。小明英宗奶声奶气的朗声回答：敢！就这一句话，喜得明宣宗把儿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就是这一段问答，坚定了朱瞻基的选择：立朱祁镇（明英宗）为太子。而《明实录》更告诉我们，朱祁镇年幼的时候，接受的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观皇宫内的“军事博物馆”，聆听自己的祖父，父亲等一代代大明先皇们横扫天下，御驾亲征的光辉岁月。朱祁镇自己的诗文里，也表达了愿意继承祖先遗志，御驾亲征扬威沙场的梦想。而且另一个事实是：朱祁镇之前的几代明朝帝王，从永乐皇帝开始，除了短暂在位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炽。其他的几位，朱祁镇的曾祖父明成祖朱棣，以及朱祁镇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都曾有过御驾亲征且大获全胜的精彩妙笔。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大明王朝在外战上的战无不胜，也使得主流阶层眼中，御驾亲征，并非是一件具有高度风险性的事情。所以说，当瓦剌犯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明英宗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绝不仅仅来自王振的蛊惑。这是他自青少年时代就不曾忘却的梦想。
同时，当瓦剌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时，明朝上下君臣的反应，也是和今天的我们想象不一样的。那些以正义面目出现的文官们，并没有把瓦剌这个强敌当做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们仅仅认为这只是一个边陲部落骚扰，而无视这个部落早已统一草原，成为明朝劲敌。除了富有军事经验的于谦外，大多数大臣劝谏明英宗放弃亲征的说辞，都是清一色的说什么瓦剌不足为惧，随便派个军队就能平了啥的。至于此时专权的王振，他确实轻视了瓦剌，也怂恿了明英宗，然而真正决定亲征的是明英宗本人，从瓦剌犯边发生后，他就是一个铁了心要出去打仗的皇帝。而后土木堡之战，王振在关键的时刻，两次犯下要命的错误，一次要求大军撤退的时候绕过蔚州改道，一次是因为运自己家产的车队没有赶到，要求大军停下来等候。这两次要命的等待，使二十万明军错过了宝贵的撤退时间，被瓦剌包围歼灭，明英宗也惨被沦为俘虏。然而明朝整个文官集团的作法，却也发人深思。明朝大军亲征的时候，不到三天军队就断粮了，之后整个过程里，后方没有一颗粮食支援到前线，而在明英宗被俘，明朝紧急拉响北京保卫战后，在兵部尚书于谦的主持下，明朝储备在京郊的数十万军粮，被用极快的速度运到了城内，如果土木堡的时候能有这效率，至少明英宗的亲征大军也不会如此狼狈，可如果这个责任，算在当时伺候在明英宗身边的王振头上，那只能说，他是自己故意饿自己了。事实正是，土木堡之变，既是一场意外，也是当时明朝整个官僚体系弊病的大爆发，王振在其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如果因为他的责任，就抹掉了其他人的责任，那就好比唱歌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