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大明军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杀人案”

小军王群儿遇上害军官吏宗聚够倒霉的了，不过再怎么说，他还算幸运，被奸夫淫妇3次暗害却都能歪打正着地躲过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他这样“福星高照”。

云南曲靖卫指挥牛麟是个粗人，粗人有粗人的好处，考虑问题简单、直接，尤其在部队里那就相当吃得开，大碗喝酒，上阵玩命。牛麟自从接受上级命令，跟随傅友德等上云南战场后就没少立过功，积功升为卫指挥，相当于军中中高层领导。当了领导没有美人在身边，这可怎么行啊。君不见现在的领导身边美人如云，用不了多久，这些有着非常功夫的美人也当了领导。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或者至少说明领导有水平、好功夫。想当年牛麟大概也是这类有水平的“好领导”，当大明军打下云南后，动物的本能开始呼唤着粗人迅速出击，在美景似画的彩云之南弄了一个与自己儿女差不多岁数的云南美人，以解决夫妻分居两地带来的性饥渴问题，这在当时明军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过牛麟这个军中领导比起别人来，他可“牛”的是，自己娶的小美人长得别特漂亮，简直是花中牡丹，可把牛领导美得一天到晚乐癫癫的，出门办公事带上小美人，到茶馆去喝茶也带上小美人，甚至在军中喝酒也要带上小美人。当时云南军中的普遍现象：几乎是喝酒成风，而每当喝酒时，牛领导总要让心爱的小美人同座，其同僚或领导见了军中突然多了个美人，就争先恐后地前来敬酒取乐。不多时牛领导不牛了，撂下小美眉，自个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再说那个云南籍的小美眉见到老夫君睡了，自个儿又要应付那么多老夫君的敬酒兄弟，这不是为难么！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英雄救美”的动人故事再次上演了。比牛麟职位大一点的军官柳英前来解围，并在酒宴结束时眉目传情地将她送了回去。一次、两次、三次……小美眉心中有了变化，想想自己天天酣睡的老夫君，再看看眼前这位精明能干、通达心灵的柳领导，我应该……当母狮子处于发情期，只要钟情的公狮一靠近，本来难以搞定或无法想象的事情瞬时就能完成了。而自从与柳领导有了那么一次后，云南小美人的心全给掳走了，甚至有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两人为了天天和时时刻刻都能在一起，最终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由柳英去弄来毒药，让小美眉出面骗牛麟喝下。牛领导从此再也没有一点办法牛了，而柳英与小美人的丑事也随之很快地败露了出来。皇帝朱元璋听说后，对于牛麟的悲剧充满了惋惜之痛：“有这等无知的，妇人家如何着他与男子汉吃酒，吃了一会酒了，自家的性命也被人害了。若是（男女）有分别呵，那（应为‘哪，朱皇帝写白字了）里有这等事。”随后他下令，将“指挥柳英与那妇人，都将杀了。今后敢有这等的，拿住一般罪他。”

贪金、贪银、贪粮、贪草……直至贪色贪欲，弄出人命，如果我们将军中发生的一系列害民害军案件与地方官府里所发生的贪污腐败、扰民害民之事做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其危害程度与负面影响可以说是不分上下，而记载着惩治军中害民害军者的《大诰武臣》恰恰颁发于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那时正是地方上开展的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进入了高潮期，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军中对害民害军者的惩治视为大明全国性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的一部分。但若要从历史实际做个更加详尽辨析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还并不完全合一，甚至有着一定的差别：

第一，地方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开始得时间早，至少说在洪武十五六年时已经开启了，而军中惩治害民害军者则开始得可能比较晚，大致是在洪武二十年，以《大诰武臣》中所载的第二条《常茂不才》为例，其事件发生在洪武二十年九月，“郑国公常茂坐前惊溃虏众，罪当诛，上念其父开平王之功，释之，安置于广西之龙州”。

第二，在地方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中，要是有人被告发为“积年害民者”，哪怕是犯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旦查实，往往不是被枭首示众，全家迁往化外，就是被处以极其残酷的刑罚：砍足、断指、凌迟甚至灭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洪武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残酷“一帝”；而对于惩治军中害民害军者，他则显得无比之宽大。军中贪腐之事一旦案发，害军害民者一般都被处以远边或极边充军，几乎很少被杀头。不过要是闹出人命来了，那朱元璋会毫不客气地下令，一命偿一命，也就此而已，没有像惩治地方“积年害民官吏”那样杀杀一大片。这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洪武帝“抑文重武”的治国精神吧。

第三，惩治军中害民害军者时，朱元璋没有大搞群众运动，只是将一些做得过分的军官惩治一番，“割割疯长的野草头”。这样做的有利之处就在于稳定军队，不利之处则是军士地位低下、逃军等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与此相比，地方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则搞得轰轰烈烈。朱元璋发动人民群众造“贪官污吏”的反，且为底层受害者撑腰，从这样的视野来看，朱元璋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不过话得说回来，洪武帝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从整体上来看毕竟很有限，他所真正依靠的还是他“闹革命”、抢夺江山的“根本”军队，《大诰武臣》中无意识地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凡抄劄胡党及提取害民官吏人等，都差军官军人前去。”但在发现、查抄胡党和害民官吏时，朱元璋除了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外，还实施了制度性的奖励机制：一旦有人发现或受命查抄胡党和害民官吏，那么其罪犯的“家财不问多少都将与他”。

由此可想，难怪洪武中后期胡党与蓝党分子“层出不穷”，“源源不断”，也难怪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不断升级，越来越杂。

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的升级与异化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御制大诰三编》颁行全国，朱皇帝十分得意地跟人说：“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为非，其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在这《三编》中朱元璋对以前捉拿“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做了阶段性的总结。该总结首先立足于《大诰》给全国臣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将害民者分为巨恶、中恶和小恶。《大诰》首编一出，全国良善之民就有了指路灯和尚方宝剑，大家纷纷行动起来，那些“设诸不正邪谋之徒”，“一施（奸恶）即为良善之所擒”；《大诰续编》一出，“中恶之徒，将欲迁善而不能。云何？以其恶己及人，盈于胸怀，着于耳目矣，终被良善所擒”；可还有那“巨恶之徒，以为不然”，因此全国臣民要以《大诰》作为指导，将那些不遵《大诰》、仍有“不善之心”的“凶顽之人”统统逮起来治罪。

随后在《御制大诰三编》中朱皇帝详细开列出了各地应该捉拿的害民官吏：“朕设府州县官，从古至今，本为牧民。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即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东西不给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应为‘挡字，朱皇帝文化水平有限，写白字了，笔者注）者，其家族诛！”

由洪武皇帝御制《大诰三编》序言和内容不难看出，到洪武二十年上半年为止，已经开展了好多年的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已经进入了深化、升级阶段，原本朱元璋经常说要捉拿的是“积年害民官吏”，现在这个概念似乎变成了“不才无籍之徒”和不善的恶人，外延越来越宽泛，运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〇县丞将正常办理公务的工作人员当做“积年害民官吏”，最终自己却被凌迟处死江西九江府下属的德安县本是一个并不知名的小县，但在洪武晚期却因为出了个很“牛”的县丞陈友聪而为全国臣民所熟知。当时九江府为了响应朝廷的号召，做好经济作物种植统计工作，先后27次下发公文到德安县，要求德安等县如实统计当时茶树等类的经济作物种植数量与面积。因为种植茶树等在当时要缴纳较重的税课，所以大户人家种植了可都不愿意如实上报，更不乐意别人来当地统计和核实。但上面催得很紧，主管此项工作的德安县丞陈友聪不得不将当地的里长唐祐等人召来，合计着如何应对上面的统计与核实。唐祐等人明白得很，裤子是从下面穿上去的，上面再厉害也不能跳过县衙里眼前的这位老爷，于是他们就给陈友聪送了罗绢布10匹，宝钞80贯。厚礼已送，县丞陈友聪再也不来麻烦他们了。至于上面九江府的27道公文，在陈县丞眼里就等于废纸一堆。

再说九江府久久见不到德安县的回音，就派出了府衙陈推官直接上德安县去催问。哪知道还没到陈推官开问，德安县丞陈友聪早就召集了县里的吏典、弓兵、里长、茶农等30人一下子将九江府衙陈推官给围了起来，暴打一顿，随即将其作为“害民官吏”绑缚起来，收监在县衙大牢，然后给朝廷赶写了一个奏启本，说九江府衙陈推官如何害民。奏启本写好后，陈县丞派了在县衙里当差的易达、马兴等押着被作为“害民官吏”的陈推官等人直接上南京，颠倒是非，来个恶人先告状。

幸亏洪武朝廷没有轻信陈县丞的上奏，在接到奏本后朱元璋派了监察御史上九江去，先会同九江知府黄维清一起合计着怎么处理这件事，最后两人决定一同上德安走一趟再说。可刚到德安县衙，就被陈友聪召集的茶农周鼎等一大帮子人围到了屋子里，软禁了起来。最终陈友聪的恶行还是败露了出来，洪武帝下令将其凌迟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