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部何时移居漠北草原？

北方草原蒙古化的大致完成，并逐渐冠以蒙古这一名称，最终是以蒙古部人迁入这里，继而在此走向强大，建立统一整个北方草原各部的蒙古帝国为前提。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应是以蒙古部崛起于斡难河源为始端。

蒙古部人的祖先“蒙兀”室韦，原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中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北部山区，自唐朝以后始见于史籍。关于蒙兀室韦人何时迁到斡难河源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多桑蒙古史》记述：“约当八世纪中叶时，其已出额儿古涅坤山之数部落，移居斡难、怯绿连、秃忽剌或秃剌等河沿岸者，其长名孛儿帖赤那。”根据《蒙古秘史》记载的谱系，从成吉思汗上溯到孛儿帖赤纳，计二十二代，因此有些论着以此间约有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而认定早在7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就迁到斡难河上游了。姚家积先生根据胡峤《陷虏记》所记蒙古方位，认为蒙古部人西迁时间当在11世纪后期。陈得芝先生则主张“把成吉思汗祖先这一支蒙兀室韦的西迁时间定在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是比较合理的。”根据两《唐书》的《室韦传》所反映的正是78世纪时仍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可能还包括黑龙江一段）流域的蒙古族先人蒙兀室韦的情况，以及此时的漠北腹地还是契必、同罗、仆固、多览葛等突厥系各部的地盘，陈得芝先生对7世纪说予以了否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陈先生主张蒙兀室韦西迁是在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在时间上却有过于提前之嫌。陈先生持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史集》对成吉思汗远祖的记述。《史集》说，“当最高真理已将成吉思汗祖先的强国和国家显示出来，并使成吉思汗及其族人们的氏族所出自的朵奔伯颜与阿阑-豁阿的一支，卓然有别于一切蒙古[氏族]支系”之前，蒙古人没有“可供汲取关于往世昔时的可靠知识并正确获悉[往昔]真相的史书”。但成吉思汗所从出的朵奔伯颜和阿兰果阿的氏族，“虽然没有确切的年代，但[这个氏族]大约经历了四百年，因为根据收藏在[汗的]金匮中的史册各篇中的内容及阅历丰富的老人的谈话，可得知如下事实：他们在阿拔思朝哈里发（750年1258年）国初期及萨曼朝（819年999年）统治时代直到现在，一直是统治者。在上述时期内，从这个[统治]氏族产生了那么多的部落，以致无法逐一列举。[至于]他们的世系与氏族支系的叙述，虽然不能知道得很详尽，但可以了解和回忆起来的情况都将[充分]叙述，以满足[我们]在这方面[发现]真理的愿望。现在我们就从朵奔伯颜与阿阑豁阿开始，来看看成吉思汗及其族人的氏族与氏族分支的故事、历史与事迹。”陈先生认为“史集》蒙古史部分编成于14世纪初（1303年～1307年），由此上溯四百年，为10世纪初（或900年前后），这就是朵奔伯颜和阿兰果阿生活的年代。朵奔伯颜是成吉思汗的十一代祖，下距成吉思汗出世（1162年）大约二百五、六十年，其生活时代正是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斡难河源蒙古部的历史，实际上是从他开始的。”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拉施特说朵奔伯颜氏族是在阿拔斯朝初期和萨曼朝时代直到现在一直是领导者，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作为伊利汗国御用史家，拉施特这完全是为蒙古贵族为合法统治西亚编造历史根据。同时，以没有准确文字记载的以传说为根据的《蒙古秘史》所记世谱作为对历史年代的确定依据，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根据朵奔伯颜是成吉思汗十一世祖的传说推算出他生活在成吉思汗出世（1162年）前大约二百五六十年前的时代，这是一世按二十五年计算，这恐怕不符合北方民族早婚早育的规律（帖木真九岁时其父亲也速该就给他说亲了，生儿育女恐怕不会到二十五岁以后的）。

《蒙古秘史》是以朵奔蔑儿干娶阿兰豁阿故事为始端，记述蒙古人以不儿罕山为舞台展开的实际历史活动，《史集》也是从朵奔伯颜开始详细记载蒙古人历史的，因此把蒙古人迁至斡难河源的历史从朵奔伯颜算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据《蒙古秘史》，豁里秃马惕部的漂亮女子一族是从豁里秃马惕地面（今贝加尔湖附近）迁来，投靠不儿罕山的主人兀良合部晒赤伯颜，被朵奔蔑儿干遇着，遂娶以为妻子。看来这时不儿罕山的“主人”是兀良合人，而蒙古人大概还是新来乍到的外来者，也许这是象征地反映了蒙古人征服不儿罕山原居民兀良合人的事实。10世纪末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北行漠北时，经过了兀良合人的居地，因此这时兀良合人恐怕仍在斡难河源的肯特山地区居住，而他在漠北行历时也根本没有提到过什么蒙古部人。由此也能推断，9世纪末或10世纪初蒙古人似乎尚未迁至斡难河源而成为那里的主人。

据《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札剌亦儿部“世居阿难水（即斡难河）东。”《史集》也载，札剌亦儿人的禹儿惕在哈剌和林的合迪马，但在斡难地区也有他们的一部分营地，“据说古时乞台军对这部分札剌亦儿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他们逃离之时，杀死了土敦篾年的妻子莫奴手伦。”莫奴手伦是成吉思汗八世祖母。陈得芝先生认为“契丹征服‘阻卜（达怛）诸部的战争，主要是在圣宗统和年间（983年～1012年）进行的。虽然我们无法将《史集》所载征服札剌亦儿人之战与《辽史》记载的哪一次战争勘同起来，但此事发生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这样，札剌亦儿部在辽圣宗统和年间就基本被消灭殆尽了，可是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六月，却犹有“阻卜札剌部来贡。”作为一个部来朝贡，恐怕人数不在少数。这和《史集》关于札剌亦儿人被“乞台军”辽朝军队大屠杀后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的记载不符。据《辽史·圣宗纪》，统和年间对阻卜的战争，主要是对西北地区阻卜，而且主要由西北路招讨司承担征讨事宜，《辽史》并没有明确记载辽廷对胪朐河（克鲁伦河）流域各部进行过大规模征讨。我们以为辽朝对阻卜展开全面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是在辽道宗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把北阻卜的头目磨古斯石桀于市，而且通过管辖胪朐河流域的乌古敌烈统军司对这里的阻卜也大举进讨。其中，咸雍八年（1072年）正月癸未，“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等奏克北边捷。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二月）壬戌，以讨北边部，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监萧阿鲁带乌古敌烈部详稳，加左监门卫士将军。”看来此次战役相当残酷，不仅因杀人过多而在两京饭僧，而且有功将领也受擢用。此次战役和《史集》所载辽朝剿灭札剌亦儿部情况甚相似。咸雍八年战役之前，《辽史》中没有有关蒙古部进贡辽廷的记载，但这一次战役后，辽道宗大康十年（1084年）二月“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远萌古国遣使来聘。”以前可能是由于札剌亦儿部在其南边阻挡，蒙古部无法直接同辽廷发生联系，而札剌亦儿部被消灭后，阻隔蒙古部与辽朝的障碍被解除，所以蒙古各部较频繁“来聘”辽廷。不久蒙古诸部中游牧在呼伦湖地区的茶扎剌部强大，继札剌亦儿人之后成为辽朝征讨的对象，如大安十年（1094年）三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扎剌捷”；寿隆六年（1100年）五月，“乌古部讨茶扎剌，破之”。保大二年（1122年）天祚帝西逃，会十八部王众时，其中也有茶扎剌部。札剌亦儿部受辽朝打击时其残部向北或向西北方向逃命的可能性大，因而少数残部逃进蒙古部牧地，杀死了成吉思汗八世祖母莫奴手伦。从这一点上来讲，至晚在11世纪70年代，蒙古部人已经迁至斡难河流域，或已迁至斡难河源头了。再据以王延德记述，我们把蒙古部人迁至斡难河源头的时间确定在10世纪末到11世纪中期之间，似乎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