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嵉《流民图》

《汉书·鲍宣传》载，汉代豫州牧鲍宣认为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7种：“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zhì），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总之流民产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脆弱，主要靠天吃饭，其生活、生产与自然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旱、蝗等使人们居无定所，人民无法安居生存，只得外出逃荒求生。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如兵荒战乱、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等等。

《流民图》各代都有，画家借以对统治者提出警示与讽谏。《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后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以图为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果然免去王安石宰相职位。《明史·原杰传》也载：明正统、成化年间，“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着《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万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流民图》，为纸本，纵38.5厘米，横634厘米，1953年收购。图中描绘了明末流民背井离乡的情景：一群乡民，身背包袱，手提竹篮，一路扶老携幼。有的手持长笛、琵琶、圆鼓沿途卖艺；有的玩蛇耍狗、杂耍献技；有的途中打架斗殴，相互不让；还有一人手持神像，众人紧紧相随；也有几人席地而坐，置铜钱算命；还有妇人手端饭碗喂养儿女。图中男女老幼共72人，形象生动，神态各异。款识为“万历戊子孟秋吉，嘉禾雁山石嵉写”，钤“石嵉之印”“金门画士”“嘉禾雁山之印”。

此长卷真实地描绘了流民的生存状况及求生百态。囿于时代的局限，将天灾归诸天意，即上天的安排。《国语·周语下》即有“古者，天灾降戾”，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的惩罚，所以求神拜佛，祈求上苍消灾弭祸。行乞是流民求生的主要方式之一，苏轼《东坡集·奏议集》中记载，他曾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亲眼看到有逃荒者40余人，正在乞食。卖艺也是流民谋生的手段之一，以此为生，需有一技之长，徐珂《清稗类钞》载宣统辛亥（1911年）徐新六（徐珂之子）留学欧洲时，尝至巴黎，“见有行乞之我国男女……中有持槌打鼓者，有飞刀使舞者”。

从款识看此长卷绘于万历十六年孟秋，即1588年。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嘉靖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兼并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赋税极为沉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游离，哀鸿遍野。

《明史》记载：

（万历）“十四年……久旱”。

（万历十四年）“夏，赈直隶、河南、陕西及广西浔、柳、平乐，广东琼山等十二县饥”。

（万历十四年）“秋，七月癸卯，赈江西灾，己未，发币遣使赈河南、山东、直隶、陕西、辽东、淮、凤灾”。

“万历十五年七月，江北蝗”。

“万历十五年……河屡决于此（指河南）”。

（万历十五年）“夏四月，京师旱，大疫”。

（万历十五年）“秋七月，江北蝗，江南大水，山西、陕西、山东旱，河决开封”。

万历十五年“河北大饥”。

（万历）“十六年春三月壬辰……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

万历十六年“夏四月，赈江北、大名、开封诸府饥”。

万历十六年“夏四月乙巳，南畿、浙江大旱”。

地方志对万历年间的饥荒记载也很多，如：

万历十二年，米脂大旱。

万历十四年，延安府大旱。

万历十五年，清涧县大饥。

（浙江天文山）万历十五年，七月中旬大风雨，拔木伤禾，民以树皮草根充食。万历十六年，饥复大疫，民食草根木实，死者无算。

（砀山县）万历十六年春，大饥，夏疫。

（万历十六年）宁波大饥，瘟疫继作，道殍相望。

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灾民四处流亡，就食京师者也不在少数。

石嵉，生卒年不详，从《流民图》印鉴看，他号或字雁山，嘉禾人。嘉禾，为湖南郴州所属嘉禾县，清人李远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金门画士，指明画者为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明代宫廷画本身落款十分简单，不易分辨画家的身份，仅能依靠留存下来的个别作品的署款才能确认其供职宫廷的身份。根据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明代宫廷与浙派绘画选集》的研究，明代宫廷画家的署款，有写明供职工作的场所，如“直文华殿”等；或写明身份，如锦衣百户等；或钤有“金门画士”等印记，均属明宫廷画家，所以此图当为宫廷画家所描绘。责编潇然